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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出版社出版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从1988年开始，国家为推动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在部分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中先后成立了16家城市出版社。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城市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出版文化。 出版与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出版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出版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出版与文化的历史结合，既使得文化本身保持了永恒的魅力，开阔了文化发展的广阔空间，又极大的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给出版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化系统的各个领域，大到日月星辰，小至衣食住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唯独对出版文化缺乏应有的研究力度。20世纪，中国的出版文化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片面到综合、分散到集中、单一到系统的过程。下面我就对学术界关于城市出版社与出版文化的研究进行整理。 国外研究现状： 日本出版学的创始人清水英夫在《现代出版学》中指出：根据出版界的历史和常识，“出版社并不单纯凭借资本和企业规模的大小程度决定优劣，优劣的关键取决于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他认为：“只有出版家，是先谈‘哲学’，而后才开始经商的”。 美国出版家J.P.德索尔在《出版学概说》中指出，图书出版既是一项文化活动，又是一种经济活动。书籍是思想的载体、教育的工具、文学的容器。他还认为出版人文化就是指出版人在长期的出版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和展示的出版理念、能力素质和总和。并指出：在出版活动中，出版者自身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最终决定了出版业的进程、公众文化水平，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 美国出版家小赫伯特·S·贝利在《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中提出：“图书出版，以他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殊重要性，明显有别于其他活动。”他还从非理性的角度对出版商（出版人、出版者）的内在规性进行了探讨，他说：“出版商（出版者、出版人）本人的热情、脾气和非理性跟他的理性决定和慎重决策一样，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出版商（出版者、出版人）的主要助手和经理们的个性也起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得出结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城市出版社的研究 马玉娟在《城市出版社的生存发展取向》（《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中，对城市出版社的主要特点，发展优劣势等作了概述，并且提出了城市出版社应重视培养出版人才；抓好特色经营，创立图书品牌；引进高新技术手段，提高出版效率；转变营销观念，拓宽发行渠道；加强横向联合，提高竞争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提高市场竞争力，面对入世后的挑战。 李雅宁在《城市出版社多极化寻求出路》（《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中，对城市出版社的整体进行分析。面对城市出版社专业化探路的困惑、被边缘化的隐忧、联合体发展的艰难，提出了城市出版社由于联合体作用受限所导致各社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出版社积累丰富资源，初步实现“小而特”；合理利用潜在优势，提高市场化程度。 宁静在《专业化发展是城市社突围之路》（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中以青岛出版社为例，介绍了该出版社注重制定各时期规划，重视内部管理，提升潜力板块，整合媒体资源，把专业化作为出版社的发展方向。 马玉娟在《城市出版社发展对策思考》（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中把城市出版社的概念作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概述。并从体制改革、市场定位、经营模式、人才机制四个方面阐述了关于城市出版社的发展对策。 关于出版文化的研究 钱存训在《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对纸的性质与演变；技术与方法；用途和纸制品；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中国印刷的艺术与图绘；纸与印刷的西传、东浙和南传；纸与印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等都做了系统完整的概述，为日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提供了翔实的考据。 周迪尘、谢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