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体与现实--当代文学观察.pdfVIP

论作家的“主体性” 一、“作者已死” 在 《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阐明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线索的模型，在这 个模型中，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根据对这 四个要点的各有侧重，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在对西方文论史进行了一番细致的 剔梳爬抉后，艾布拉姆斯认为，在 19 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前，模仿说是西方文论的主 流，而到了19 世纪，表现论取代了模仿论，天才、想象、情感成为文学理论的关键词， [1] 作家占据了理论图景的中心位置。 对外部法则的追究让位于对天才的探寻，虽然天才 是 “非反思的对象”，但是也只有在尝试对天才的认知当中，我们或可揭开艺术的奥秘。 由此，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挖掘成了重要的课题。作者意图成为阐释作品的根据，传记批 评成为最流行的批评方法。 这一以作家为文学研究中心的状况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了新批评派的批判。 新批评的立足点主要在于反拨浪漫主义的 “主体性”批评，突出文学形式的重要性，他 们有关“意图谬误”的提法凸显了语言意义的自足性和能产性：“一首诗只能是通过它 的意义而存在——因为它的媒介是词句——但是，我们并无考察哪一部分是意图所在， [2] 哪一部分是意义所在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说，诗就是存在，自足的存在而已。” 从这点 上说，虽然新批评还没有明确提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所谓的“主体移心”，但是它 确实突出了语言（而不是作者）构成意义的思考维度。 作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论中遭到了更彻底的颠覆。这跟这 一学派的语言学背景相关。20 世纪的人文科学被认为发生了“语言转向”，弗雷德里克·杰 姆逊参照托马斯·库恩的 “范式”说，认为以结构语言学为模式的新范式促成了人文科 学的新的革命。[3]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对作家的浪漫主义想象遭到了新的视域的 挑战。 “语言转向”是20 世纪人文学科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反对原 有历时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在历时语言学里，语言被认为是各种具有 “内容”的字、词 要素的总和，语言 “内容”的历史变化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强调共时性的重要 性，在他看来，语言不是由内容的实体构成的总和，它是一种关系、一种结构、一种完 5 整的形式，在发生历时的变化之前，它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不取决于 外部世界，而是取决于语言结构内部的差异。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能指与所指，能 指乃符号的音响和字面形象，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关键在于，他 指出：符号和意义并不象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是一一对应的、自然而然的关系，能指与 所指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比如“树”这个符号并不必然指代现实中那长 着枝干与叶子的植物，它的中文能指是 “树”，英文则是 “tree ”，法文是 “arbre ”，等等 等等，也就是说，能指与所指的交会是随意的，符号与外部现实不存在先天的、固定的 联系。符号的意义不是实然的、本质的，它的意义来自于与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差异。树 之所以是树，是因为它不是属、熟、信……，不是花、草、人……，它的意义是能指、 所指区别的结果。这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二项对立原则”，语言乃这个原则所造就的 关系的产物，而非实在的代表。后结构主义德里达将这一符号的意义取决于系统内与其 他符号的差异的逻辑继续往前推进，A 是A ，是因为它不是B 、C、D 、E……，要确定 一个能指的意义就必须借助于另一个，另一个又借助于另一个，如此后推直至无穷，意 义最终是闪烁不定，难以把捉。德里达由此创造了“延异”（differance ）的概念：意义 取决于差异 （difference ），意义必将向外扩散 （differre ），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 延宕 （deferment ）的状态。这种语言观和原来镜式的语言观显然有着巨大差别。在原有 的镜式语言观看来，名称和事物是一一吻合的，语言是工具，人们使用它来表情达意， 在语言的运用上，可能存在顺手不顺手的情况 （例如“词不达意”），但也主要是一个工 具的问题，意先言后，言是用来表达意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一出身就进入了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