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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人口学重大问题研究述评 王跃生 关注制度与人口行为的关系研究是制度人口学的重要特征，而针对与制度和政策有关的现代和未来人口问题，努力为改进这些制度和政策提出建议是制度人口学研究者价值体现的最重要方式。从2004年开始，国内不少人口学者开始投身“十一五”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之中。经过一年多的协作攻关，全国多家主要人口研究机构就自己所承担的题目拿出了论证报告，对全国“十一五”社会和经济发展纲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近期，与制度人口学关系关注的重大问题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生育控制政策的调整研究 中国的生育控制政策已经实行了20余年。它抑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无疑这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人口环境。但生育控制政策之下，人口出生率的迅速降低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中国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少生环境下，人们的性别偏好仍然存在，以非自然方式选择性别流产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而从家庭角度看，独生子女家庭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家庭。正是在这些考量之下，中国生育控制政策的调整认识应运而生。 周长洪从公民权利和家庭利益角度对自己的调整设想做了论述。[1] 他主张对现行生育政策实行微调。因为生育政策是典型的涉及每个公民自身与家庭利益的公共政策，它的选择，不能仅考虑其对人口生育水平、人口数量与结构，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等，还必须考虑另一类重要因素——政策的价值取向，即政策对公民权利与家庭利益的公平性的影响。他认为，按现有生育政策，我国正在出现一批规模越来越大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在目前社会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大，意外死亡率较高的环境下，这些家庭发展的脆弱性与代际延续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他指出，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环境，为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条件。他提出具体建议：生育政策调整宜采用“小步慢行、平稳过渡”方式。第一步，从2005年或2006年开始，凡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允许家庭在有一定时间间隔条件下生育第2个孩子，并且在全国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地普遍实行；第二步，从2015~2020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每个家庭允许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这一设想与现行政策的明显不同是允许父母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生育二胎，而现行政策为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才可生育二胎。 曾毅主张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2] 他认为我国很多地区生育水平很低，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出生性别已经严重失衡。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昂贵，而且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儿育女成本上升，人们的生育愿望普遍发生变化，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并不会出现人口失控。因此，许多学者呼吁必须尽快逐步实施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而在具体工作上，不少人仍然视逐步放宽二孩生育政策为难以跨越的“禁区”，而生育间隔政策的改变似乎更加容易做到。曾毅指出：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而允许生二孩条件不变的弊远大于利，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实际上是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设置障碍。目前取消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间隔政策，而做出牺牲最大、流引产与被罚风险最大的大多数一孩夫妇的权益得不到改善，而且在为一孩夫妇的权益改善（即生育政策调整）设置障碍，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晚育是一根很有力的“杠杆”，运用好了，可以在国家能够承受的“人口增量”范围内，实现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的软着陆。 张翼则从人口生育政策要逐渐统一，人口政策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要防止未来劳动力的短缺，人口政策要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要用两个“五年计划”将人口出生性别比降低到正常水平等视角提出调整生育政策的理由。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调整方案。[3] 就总的情况而言，不少人口学者有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设想，但在目前人口形势下，他们所提建议还是比较谨慎的，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就现实人口状况来看，在相对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我国的人口压力只是有所缓和，尚未从根本上缓解，更谈不上消除。加之，就目前城乡社会而言，民众中二胎生育意愿是比较强烈的。任何政策调整都会对全局产生影响。因而，在未来，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政策调整才是应该寻求的路径。 二、计划生育政策评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对其所做评估性研究一直在不断进行。2000年前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二十周年之际更形成高潮，产生了多种版本的评估报告。马瀛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是比较有特色的。[4] 他指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紧缩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