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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士升文集》新书发布会 Launch of Lien Shih Sheng Collection 纪念连士升先生的意义 （2011年9月17 日讲于北大百年讲堂） 文/郜元宝教授 （澳洲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尊敬的各位嘉宾， 尊敬的连士升先生的各位亲友， 尊敬的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聚集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纪念燕京大学校友——1952 年燕大和 北大两校合并，北大迁入燕大校址，因此也是北大校友——连士升先生，我认 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盛事。我很荣幸参加这个活动，为此先要感谢新加坡孔子 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让我有机会拜读《连士升文集》，得以认识连士升先生， 这位上世纪50-70年代为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教育文化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了 不起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家和社会活动家。 由于时空的阻隔，大陆许多读者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连士升先生，这是情有 可原的。刚才大家看了许博士播放的“连士升青少年基金会”光碟，又听了北 大出版社对《连士生文集》的介绍，至少今天在场的各位，对连士升已经不再 陌生了。在这基础上，我想报告自己读 《连士生文集》的一点感想，与大家分 享。全面深入地阐述连士升在教育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即使一篇万字长文也不 《连士升文集》新书发布会 Launch of Lien Shih Sheng Collection 容易办到。我相信，对连士升先生，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研究，这里仅用十几 分钟的时间略述一点读后感，算是抛砖引玉。 我讲两个问题。 第一， 连士升的为人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这要从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讲起。读《连士升文集》，可以看出他相当熟 悉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对现代文学名著如数家珍，有独特的理解，而且对现代 文学一些大家的生平、才情、命运也十分了解。现代文学是连士升经常讨论的 话题，也是他经常利用的精神资源。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 为连先生并非生在海外、与大陆现代文坛隔膜的那一批海外华人，而是在中国 新文学运动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的现代文化人。他早年在福建老家 读书，就新旧兼收，中西并蓄，走的是与大多数新文化人共同的道路。1927 年 考入燕大，更得以近距离感受并参与新文化运动。他学的是经济，但由于关心 时政，关心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很快就在报纸社论和散文两方面崭露头角。 1935 年他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整版 登载，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时产生 了巨大影响。1938 年，也就是 他举家避难香港时，比他低四班的燕大同学萧乾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在香港复刊。那时任《大公报》“文副”编辑的还有他的好友、比他低一班的同 学杨刚。在这两位校友的邀请下，他又开始撰写国际问题的社论。此外，在《东 方杂志》、《食货半月刊》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权威杂志上也经常能看到连 士升的文章。从连士升早年在北京求学和写作的经历看，他是“京派”文坛 30 年代的后起之秀，原本可以成为新闻和报告文学方面的范长江、萧乾和杨刚， 或者学术研究上的杨联陞、吴世昌（这几位除了范长江出身北大，其他都是他 《连士升文集》新书发布会 Launch of Lien Shih Sheng Collection 的燕大同学），但因为战乱，连先生不得不离开安静的学术研究机关，四处漂泊， 从北京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从广东到越南，从越南再到战后的重庆和南京， 直到 50年代初才定居新加坡。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介书生，拖家带口，如此 漂泊不定，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个闽南才子在故都北 国开花，最后却在新加坡结果，冥冥中，连士升似乎注定是为了50-70 年代的 新加坡特别储备的栋梁之才。 因为这个特殊的经历，连士升既不同于一直留在国内的现代文人，也不同 于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自幼就在当地长大、后来才间接地吸收“五四”新文 化养料的当地华人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交织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者说华文 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