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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国历史上 GDP研 究的一些浅见 时的总收成 ，其准确性 自然值得怀疑。总之 ，在进行数值估计时，要注意经济史资料的民族性 ，多加些 甄别 ，多加些推敲 ，不能拿来就用 ，囫囵吞枣。 第三 ，要有历史感。历史感说虚很虚 ，但确实是实实在在 的东西。历史感 的培养，并不是说记住 了明朝是 1368年建立、清军是 1644年人关就可以了，而是要把相关的结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中去 考察 。历史感的培养，必须从点滴做起，这其 中既有对具体史料的判断与分析，也包括对研究时代 的 感知 。研究 1640年代 的问题 ，就必须考虑到明清鼎革 ；研究 1850年代的问题 ，就必须考虑到太平 国起义 ，乃至当时生态环境、自然灾害。 历史感对于中国经济史的数据统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具备长期的史学积累和修养 ，往 往就会在无意中闹笑话。有学者研究粮食部门的GDP，得出的结论是 1620年为 2．987亿两，1630年 为4．7亿两，1640年为4．26亿两，1650年为5．89亿两，1660年为7．19亿两 (顺治十七年)，1670年 为5．23亿两，1680年为3．7亿两，1700年 (康熙四十九年)为4．77亿两。但 问题在于，1630年的产 量怎么可能是 1620年的近一倍 ，顺治十七年的产量又怎么可能是已经承平 日久 的康熙四十九年的近 一 倍?众所周知 ，1630年和 1660年两个时段 ，恰恰是战争频仍、灾害横行、百姓流离失所 的时期 ；而 相较之下的 1620年和康熙四十九年，情况则要好得多。可 以说，如果不是史料和我们在开玩笑，就是 作者在和我们开玩笑。再者，我们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清军入关前后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数十年 间里，社会余粮会 “十分充裕”，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乾隆后期及嘉道这一社会安定时期?另外，根据作 者的分析，中国的人均 GDP，1620--1670年之间的数据 ，仍然要高于 1760年 以后的时段。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作为经历着 明末农 民战争、天灾人祸和清军入关后大混战的中国社会 ，此间人均 GDP居然 还要高于天下太平 的乾隆盛世时期 ，这难道不是有些让人 “啼笑 皆非”吗? 还有一种倾向要注意 ，某些经济学出生的学者似乎对历史学研究者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吴承 明先生说：“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 法论。……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 的，实际做不到。”吴承 明先生还曾对制度经济学派 做过精辟 的分析，在他看来，诺斯的理论分析篇，讲得头头是道 ，而一碰到历史史实，就显得束手无策， “往往与理论脱节 ，甚至抵牾”①。但居然就有人引用一两句西方学者 (而且这些西方学者也并不研 究中国经济史问题)的话，就能做到指责 “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 ，但 中国的 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如果不能放低身段，抛开这种优越感 ，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是无从谈起的。 关于中国历史上 GDP研究的一些浅见 管汉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虽然对 中国历史上的GDP研究，学术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有部分学者认为 ，由于中国历史上记 载经济活动的数据查找 比较困难 ，或者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因此，这一研究的意义值得怀疑。但 是 ，作为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的研究人员，我个人认为这一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以下结合 自己的研究谈 谈个人体会 。 一 、 中国历史上GDP研究的意义 关于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我和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合作文章 《明代GDP及结构试探》中已经论 ①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223页。 · 23 ·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1第3期 述过，这里摘录如下：“对一个 国家的经济史进行定量化的整体研究，从而对经济发展和演变进行长 时段梳理，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例如，英 国对整体经济(包括 GDP)的研究追溯到了l7世 纪 ，美国则从 19世纪上半期开始。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 中的大国来说 ，对古代经济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