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pdfVIP

财贸研究 2011．4 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 — — 基于 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晓燕’ 周京奎 (1．天津农学院人文社科系，天津300384；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摘 要 ：在非传统新古典城市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理论 模型，利用 1999--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公共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效应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这种影响没有迅速传导到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公共 投资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更显著 ，而对中西部地 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 区 较为发达的要素市场在调节城市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城市理性增长的趋势已日益明 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则主要 由非市场因素推动，政府主导的、蔓延式增长成为这些地区城 市增长的主流模式。 关键词：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1)04—0068—10 一 、 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城市增长以 “摊大饼”模式为主，其缺陷是人 口密度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在我国实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城市低效增长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向理性增长模式转变是未来城市增长的必 然选择。 城市理性增长是指通过土地的综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即增加人 口密度和单位面积产出值， 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增长达到一种最优状态。公共投资是实现城市 经济、社会及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其对土地价格的溢出效应不仅决定了人 口密集度，而且也是城市舒 适性 (urbanamenity)的反映。显然，为实现城市理性增长目标必须关注公共投资效率。 公共投资按照其最终用途可分为教育投资、道路投资、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和公用事业投资(Holtz— Eakin，1994)。而Shioji(2001)则将上面列举的后三类合并称为基础设施类公共投资，从而与教育类公 共投资组成为两个类别。无论学者们如何划分公共投资的类别，都不能改变公共投资与城市舒适性、土 地利用效率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国内外研究表明，高舒适性、土地利用高效率的城市增长必将是一种可 持续的、理性的增长模式 。 在城市经济学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公共投资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效应。交通易达 性与土地价格关系方面的研究最早始于Alonso(1964)的土地市场模型，他认为通勤成本与土地价格呈 反向关系。Benjamin等(1996)、Knaap等(2001)利用不同城市、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发 现交通环境特征是影响土地价格、住宅价格的重要因素。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公共教育投资与土地价 收稿 日期 ：2010—11·25 作者简介 ：吴晓燕 (1977一)，女，四川简阳人，天津农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周京奎 (1974一)，男，黑龙江牡丹江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基金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公共 品供给、土地溢价效应与城市增长管理研究”(批准号：09CJY034)的阶段性成果。 一 68 — 格的关系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土地和住宅价值将取决于 以教育质量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 (Tiebout，1956；Chiodo，etal，2003)。对土地与住宅价格产生影响的公共环境投资变量一般包括环境质 量 (Pollard，1982)、噪声状况(Vaughan，etal，1982)等 。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开始关注城市蔓延式增长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它社会经济后 果，认为低密度的城市扩张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增长模式 (Pendall，1999)，并可导致交通堵塞、空气 污染加剧、学校拥挤 (SierraClub，2000)。在有关城市蔓延式增长形成机制的研究中，Pendall(1999)认 为，低密度分区和住宅与城市蔓延增长直接相关 ，而公共投资的高需求和高农地价格则可以抑制城市蔓 延。为解决城市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2O世纪9O年代，美国提出了城市理性增长十原则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