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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史研究 翦伯赞一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发出来的一声浩叹。这种浩叹，正是表现中国历史研究者，对于庞大的中国历史资料，没有方法来处理了。 诚然，中国留下来的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丰富，一部二十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唐只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因而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可以说浩如烟海，当作“历史”，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当作“历史资料”，则这些典籍，我们还觉太少，因此，问题还是不在于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则一切的历史资料，都变成了工程师手中的砖瓦．不懂得历史方法，则结果便会被材料包围而不得脱身。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协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换言之，即从这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他们的相互关联，找出他们的运动法则，找出他们发展的倾向。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再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为甚么”要发生和发展。 中国过去的历史家，也有他们的历史方法。如他们或以事系年而创为“编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创为“纪传史”，或即事名篇而创为“纪事本末”。但是编年史，则一事前后隔越，纪传史，则一事彼此错陈，纪事本末体对于历史事实虽类聚而条分，原始而要终，但是他并没有对于事与事之间给以联系之总结果，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实。因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方法．可以说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整理中国史，当然是不够的。 近来实验主义堰倡为点点滴滴研究中国史之议，实际上，这是乾嘉学派的旧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新方法。所谓点点滴滴，不过是对于史料之疏通辨证，训释辑补而已，但对于这样的工作，清代的历史家，已经留下极大的成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他依然是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因此，在过去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近来，已有不少的历史家在运用新的研究办法，来研究中国史，但一旦接触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便不能正确地运用方法论了。因此，我以为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下面，我提出几点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意见，也许这几点意见，可以帮助读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 二 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 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处理中国的历史，因此，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 但是大汉族史，不是中国史，而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因此，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 考古学的发现和无数古典的传说指示吾人，活动于中国这块地盘上之最初的人类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其一为“蒙古高原系”人种，其一为“南太平洋系”人种。这两系人种，在中国史前时代，还是处于匹敌的地位。他们具有同一水准的文化创造．而且他们之间有着不断的文化的和血统的交流。此外，在同一时代，这两系人种，又各自分裂为许多氏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平行地展开他们各自的历史活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他们或由分裂而再进于统一，或由统一而再进于分裂。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国史前社会的全部内容，就不能从某一人种的历史活动得到说明，而是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