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立大学教师兼课研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pdfVIP

JOURNAL OFNANJING I fIVERSITY Philosoph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No3，2011 · 民国研究 · 民国国立大学教师兼课研究 — —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 梁 晨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摘 要：民国初建时期，教育部历次出台的法规中都明确禁止大学教员校外兼课的行为，但收效 甚微。教员校外兼课，一度蔚然成风。南京政府成立后，教育部对教员兼课行为似有所妥协，尽管仍 旧强调教员当以“专任”为原则，但却允许教员有限制的在校外兼课，使得教员兼课行为从民初的 “违 规”转变为 “合法”，这种转变与妥协何以产生，值得研究。本文以民国教育部公文及部分大学的档案 记载为基础，分析发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暗含着教育主管者与教员群体长期博弈的过程，教育行政 者大学管理经验的累积 以及对兼课作用的认识改变也促成 了转变的发生。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 助于理解兼课行为本身在民国大学中的发展变迁，也可对当时教育行政特点有所了解。 关键词：民国；大学教员；兼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大学教员校外兼课行为，在 民国时期经历过从被法规 “禁止”而 “违规”出现到被 “管理”而 “合法”存在的转变，这种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又反映了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教育法规中，大学教职员校外兼差或兼课 的兼职行为都是被明确禁止 的。但在事实上，却又存在着大量的教员 “违规”兼课的现象。一些国立大学甚至 自行出台了与 教育部法令相左的管理规定，有条件地许可本校教员校外兼课。南京政府成立后，新教育法规尽 管仍强调教员当专心本职工作，但却有限度地允许教员校外兼课。此后，教育部通过多次审查和 管理，努力使兼课行为符合既定标准，实现其 “合法”化。 这种转变及其蕴含的很多重要 内容，目前学界尚未有研究。实际上，兼课行为本身的研究也 非常缺乏，仅有一些综合性研究中有所涉及 ，但还很不深入 ，①因此本文在关注兼课规定转变的同 时，也会对教员兼课的相关基本问题作一些描述。民国大学兼课教员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 其他大学的教员，二是与大学专业相关的社会贤达 ，比如 民国大学 的政治系、法律系常请政治人 物、法官和著名律师等前来兼课 ，②某些工程专业也会请政府机构或公司的著名技术专家来兼课 等。不过，总的来说，大学教员还是兼课 “讲师”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 自然是大学教员本身的教 学能力 已经在其本校得以承认，聘请 的学校很容易辨识其是否是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在某 ① 吴民祥 《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第五章第二节 “生活压力与教师兼 职”对 民国大学教员兼课问题有所涉及 ，但该书作者认为 “生活压力”是民国多数教师兼职的原因一说 (该书第216页)笔 者认为值得商榷 。另，吴著的主要 内容还可分别参见其所作 《抗争与选择——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张斌贤、王晨主 编：《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52—95页)；《生活压力与教师兼职》(田正平、商 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519—533页)。 ② 法律院校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大量教师都是法律界人士兼任。 南京大学学报一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一 二。二 年第三期 些大学集中的城市，聘请其他学校教员前来兼课比较容易，也方便推动学术与人才的交流。教员 兼课行为，涉及教员归属校、授课校以及 自身等多方面的利益，这种转变背后既有多方力量的博 弈，也是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管理者经验不断积累的表现。本文将从多方利益的角度考量， 以民国时期政策法规、学校档案材料为核心，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兼课问题上颇具代表性，因此，在全面考察的同时，以两校为中心，以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