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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陆铭 张爽* 摘要：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信任的决定因素，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共信任的影响，以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公共信任在市场化过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关键词：公共信任、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市场化 一、引言 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属于低信任度的社会（Fukuyama，1995），正是因此，公共信任作为在一种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弥足珍贵的。在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劳动力的流动会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中的公共信任？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到农村公共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趋势，还能够为公共信任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并以此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项针对波兰的社会学研究(Sztompka, 1999)发现，在经济转型中，人们的公共信任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在转型前期，公共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当转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时，人们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又会明显提高。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公共信任会经历与波兰经验相同的变化吗？市场化又是如何引起公共信任的变化的？以上问题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化是中国农村传统社会所受到的一切冲击的根源，市场化将通过三个层面的作用机制来引起信任的变化，分别是：家庭层面的劳动力流动、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以及宏观层面的市场化政策。本文将重点研究市场化在家庭层面的作用机制——劳动力流动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但是，公共信任对于劳动力流动也会产生影响，在本文中，我们用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省级层面的市场化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则显示出和波兰的经验一致的U型曲线。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研究信任的经济学文献出发，对经济转型中的公共信任变化做了简要评论，并通过比较指出了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是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一个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经济转型中公共信任的变化：基于文献的评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信任的影响，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市场化转型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层面：（1）在家庭层面上，劳动力流动是市场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可能会对信任产生影响(Miguel et al., 2006)。（2）在社区层面上，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Benjamin and Brandt, 1999），而收入差距本身也可能影响公共信任（Alesina and Ferrara, 2002）。（3）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市场化是在更大的范围上推进的，它具体地表现为不同省份之间在市场化进程上的差异，这种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也会对不同地区的公共信任产生影响。针对波兰的社会学研究(Sztompka, 1999)发现，在经济转型中，人们的公共信任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而中国的公共信任如何随着市场化而发生变化却没有相应的研究。在上述三个方面当中，对经济学家们来说，家庭层面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是尤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首先，这个问题还没有相应的经济学研究，而已有文献在研究劳动力流动与信任之间的关系时，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或联立性内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市场化转型中仍然存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处于城市歧视环境之中的短期流动(Zhao, 1999a; 1999b)，这种中国独有的特殊性质就可能使劳动力流动与公共信任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相应的“中国特色”。对上述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