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与仪陇的实践.docxVIP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与仪陇的实践□林万龙　钟　玲　陆汉文内容提要:农村扶贫面临着反贫困理念的创新,合作型反贫困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助于解决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机制、解决贫困人口权利贫困、扶贫资源整合及农村治理等难题,而仪陇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关键词:农村扶贫;合作型反贫困;理念创新;仪陇案例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展的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反贫困的成就也在改写着全球反贫困的历史。但是,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农村反贫困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及扶贫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农村反贫困所面临的挑战日益巨大和明显。首先,如何创新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机制以提高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适应日益市场化的农村经济环境? 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以及大量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扶贫项目和农村公共服务的选择权主要体现在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农民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同时对财政扶贫资金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由此不利于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日益市场化的农村经济环境下,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上的弊端日益明显。其次,如何在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同时促进农户的自我发展与互助合作能力从而实现贫困农户的能力脱贫?除了外部支持(如政府)外,通过农户之间的联合互助来放大其发展冲动或能力在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是一个重大课题。现在所说的贫困已经不仅仅是收入的不足,而更多地表现为贫困人口自身潜在能力的低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贫困地区才能真正实现开发式扶贫的目标,帮助贫困农户步入发展轨道。再次,如何通过扶贫实践优化贫困地区的农村治理结构,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农村反贫困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所依赖的都是政府依靠传统的行政体系把扶贫资源传递给贫困地区与贫困农户,由此造成了“两点式”的反贫困链条:在链条的上端是各级政府及其代理力量(如村委会) ,在链条的下端则是大量分散的、“原子式”的贫困农户。这种反贫困的力量格局与治理结构,不仅很容易因为信息不足等原因而导致扶贫工作成本高、效率低的结果,从而达不到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和改善其效果的目标,而且很难界定清楚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职能的定位以及难以建立贫困农户应对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合作平台。在目前农村开放式的社区结构和农民分化日趋明显的背景下,指望完全通过政府的行政传导或者完全不需要政府的任何介入来完成农村反贫困工作是不现实的。如何适当地发挥政府、社区组织、农户的各自优势,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官民合作、贫困群体合作以及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可能是问题的关键。这也对反贫困的理念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上述挑战迫切需要反贫困理念的创新。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反贫困理念即“合作型反贫困”,强调通过农村反贫困行动中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从制度层面上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反贫困机制,从而不仅有利于消除收入贫困,而且有利于从能力、合作机制、治理结构等更深层面为贫困农户的脱贫乃至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制度基础。合作型反贫困的理念已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中有所体现。四川仪陇的扶贫互助社试点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为此,本文还将对仪陇试点中所体现的合作型反贫困理念予以小结,从而为这一新型的反贫困理念提供一个“活”的注解。二、合作型反贫困:基本含义及理论框架(一)基本含义合作型反贫困基本含义是:反贫困工作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主体的投入即可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这种有效合作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来完成。“合作型反贫困”与“参与式反贫困”在理念上的区别是:“参与式反贫困”的实际主体还是政府及外部力量,贫困群体只是一个“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贫困群体被赋予了参与发展的权利,但扶贫活动本质上仍然属于自上而下的“给予”与“接受”关系,贫困群体仍处于“下端”位置;而“合作型反贫困”中,反贫困活动中的政府与贫困群体不再是“给予”与“接受”的关系,而是一种通力协作关系,他们共同面对如何消除贫困。在这里,贫困被作为了政府、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所共同面对的“客体”,必须确实提升贫困群体的权利位置,使之处于一个与政府平等对话、平等合作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政府内部以及贫困社区内部,系统的合作也成为必要,以便整合反贫困资源,提高政府反贫困努力的成效。(二)基本框架在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中,政府的反贫困努力应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合作机制:1、政府与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官民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关于反贫困主体的讨论基本没有走出“政府”与“民众”两个极端的分析范式*,要么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规划农村反贫困建设,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贫困群体的参与和赋权;要么从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