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中国”到“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及其问题性.docVIP

从“少年中国”到“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及其问题性 一、引言 一九〇五年，吴趼人撰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八月揭载于《南方报》，署名“老少年”。 “老少年”既是作者化名，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导，其功能类似但丁《神曲》中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文明境界”的种种好处，贾宝玉都在老少年的指引下一一见识，老少年传授给贾宝玉的不仅有各种先进神奇的科学知识，且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文化方略。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或谓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但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吴趼人以“老少年”自署，可说是赶了一回时髦。 “少年”这个词语突现于清末文学之中，自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至吴趼人写《新石头记》时，它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名词，其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莫不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少年中国”象征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憧憬，一时之间，它成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最为激进的表达。而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首倡现代中国之“学运”， 及至邹容以二十岁年轻生命献身革命，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可以说清末之“少年”，便是五四之“新青年”的前身。 正如“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核心符号，“少年”亦居于晚清革命进步话语的中心，两者都是“青春”的人格化表达，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 意大利理论家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探讨欧洲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时，将“青春”（youth）看作现代性的“本质”（modernity’s “essence”），其理由是“青春”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inner dissatisfaction）与变动性（mobility） ，青春的反抗与革命可以毁灭任何既定体制（如家庭、社会规范、传统文化），乃至于将自身的形式也破坏掉（革命遂变成不断持续的再革命），同时青春朝向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发展 ——浮士德在与魔鬼订约之后首先便需要重获“青春”，且是永恒的青春，他从而才能成为现代文学中最有雄心也最有成就的“发展者”（developer）。 在莫瑞蒂的论述中，“青春”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它成为有意义的文学形象，是在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而在比欧洲革命晚一个多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形象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清末适值王纲解纽、传统社会濒于崩溃之际，所谓旧时代的人生轨道已逐渐模糊， 新一代的青年个体从传统的有机农业社会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社会中最多姿多彩的变动因素。在象征的意义上，“青春”召唤着崭新的社会、文化、政治想象范式，而此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青春”（以及“少年”“青年”）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启蒙、文化变革、政治革命、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欧洲现代化中的情形相类似（“少年中国”即显然模仿“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 等欧洲观念），“青春”在现代中国也可说是现代性的核心象喻，它且化身为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将现代中国民族自新的族群欲望不断延续乃至不断更新，而终至成为一个“民族神话”。 然而，此“青春”非彼“青春”也。莫瑞蒂充分论述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青春”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但“青春”在现代中国表现出的时间与历史维度上的多重复杂、暧昧意义，却并非莫瑞蒂的欧洲青春话语所能尽述。本文拟从历史经验、文化符号、叙事模式等多个层面探讨现代中国青春想象的发生机制与文化内涵，所要处理的正是此一想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主体性”及其独特的问题性。青春从一种生命体验，到一种文化现象，而至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憧憬的核心动力，在清末一个短短的历史时间之内具有了形式化和体制化的特征，但同时这个“构形”（formation）的过程也促发了青春想象内在的种种复杂与矛盾。本文认为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成为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主导模式之后，其问题性即已鲜明地呈现于吴趼人笔下的“老少年”这个文学形象之中。前面已经说到，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是赶了一回时髦，老少年现身说法，大讲特讲未来中国的科技发明、政治文明，在晚清语境中，这一“少年”形象即代表了前卫的时代精神。然而，吴趼人又加上一个“老”字，以及由此展开的贾宝玉在历史时间中的“老少年”式的体验，却都为清末政治与文学中的“少年气象”增添了一层反讽（irony）的意味，使“老少年”成为清末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异数。由此出发，我们或可得以一窥现代中国青春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矛盾及其在召唤中国现代化时所引发的问题。 二、发现“青春”之旅 在论述“老少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