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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 王震中 提 要：通过对甲骨文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考察，商代王畿范围和四土侯伯内的都鄙邑落结构都是由三大等级所构成，而且后者显然就是前者的一种缩影。此外，作为晚商王都内的族氏结构和族居特点，其王族和一些强宗大族虽有可能是以宗族与家族相结合的结构而组织起来的，但王都内其他不同族属的族人们最初每每都是以家族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现象使得晚商王都族居的特点呈现的主要是以家族为单元的大杂居小族居，它反映出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一些。如果说商王对于远距离的服属国族采取的是间接支配的方式，那么与王都内的族氏结构相联系，在王都及其附近，商王的直接支配可以达到家族这一层面。商代的都鄙结构和商王的间接支配与直接支配相结合的这种统治特点，都是由商代的国家体制及当时国家形态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 关键词：都鄙邑落 族氏结构 统治方式 中国商代考古学经过几十年长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为止，在都邑和村落的考古发现方面，既发现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小屯殷墟这类的王都遗址，也发现有诸如湖北盘龙城、晋南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河南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晚商城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江西樟树吴城商城、新干牛头城等次一等级的大概属于侯伯方国一类的都邑遗址，还发现有再次一级的贵族居邑和更次一级的一般的普通村邑遗址。对此，它们在商代社会中，是以什么样结构方式组合的？是如何被支配和管理的？本文欲结合甲骨文和文献对商的王畿内和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及其统治方式作一探讨。 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 甲骨文中没有“都”字，商代也没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的“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样的区分。在甲骨文中，是将王邑、贵族诸侯大臣之邑、普通的村邑，都称为邑的。这样，当我们要在名称上区别这些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居址时，只使用甲骨文的邑，就感到十分不便。为此，尽管甲骨文中没有“都”这个字，本文还是不得不借助后世的一些词汇概念，如都邑、都鄙、都城、王都、国都等，来描述商代社会的居邑结构。此外，与都鄙和族氏结构相联系，本文也涉及一些族组织的概念。尽管甲骨文中出现有“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左族”、“右族”之“族”字，但甲骨文中族字的含义与后世完全从血缘层面上所讲的族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甲骨文中的“族”字说的应该是军事军队编制中的一种，它所反映的最基本的不像是血缘组织而像是军队组织，表示的是一种亲属部队。笔者认为，“王族”指的是王的亲属部队，“子族”指的是子（子或指宗族之长即宗子，或为爵称，它既包含有王子，也包含有非王子）的亲属部队，“多子族”指的是“多子”即多个子的亲属部队，“一族”“三族”“五族”分别指的是一个、三个、五个亲属部队，“左族”“右族”指的是位于左边和位于右边的亲属部队，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王族”与“子族”和“多子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族属共同体的分类，甲骨文中所谓“王族”与后世血缘意义上的王族范畴，不是同一个概念，在我们所理解的血缘意义上的王族概念中，它至少包含有王、王子、不限于时王之子的历代诸王的后裔以及王的其他亲族亲属，即与时王和历代诸王有着血统关系的亲族集团，都属于广义的王族成员。因而，本文所使用的“家族”、“宗族”、“王族”这些概念，依旧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血缘上的族组织的概念而不是甲骨文中族的概念。 甲骨文所见的都鄙结构，王畿外的侯伯的情况要比王畿内表现的明了，故我们先从侯伯的都鄙谈起。先看有一版经常被引用的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 （《合集》6057正） 在这版卜辞中，有学者以为这里的“我”指得是商王自己，故所谓“东鄙”“西鄙”也是商王畿的边鄙。殊不知，将甲骨文中的“我”一律认为指的是商王自己，只是部分研究者自己的推测之词，在这里“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明明是来自西边的沚所报告的内容，所以，这里的“我”完全可以是沚的自称，从而这版卜辞中的“东鄙”“西鄙”也只能是沚领地的“东鄙”和“西鄙”。 这里的鄙为边鄙，即都邑郊外的野鄙或边境边远之地，鄙字的这种用法在春秋时仍在使用。按照沚向商王的报告，沚的东边边境受到土方的征掠，祸害了鄙上的两个邑；沚的西面边鄙的田地受到方的侵扰。这说明沚是以自己的都邑为中心，在都外边境之地散布有小的村邑，各村邑都有自己的田野。 这种侯伯封地内中心性的都邑，相当于甲骨文中的“唐邑”（《合集》20231）、“望乘邑”（《合集》7071）、“邑”（《合集》8987）、丙国之“丙邑”（《合集》4475）等。例如，唐邑，甲骨文有“侯唐”（《合集》39703）、“唐入十”（《合集》9811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