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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danqingduixiangyuyan.doc” 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 为《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而作,刘丹青,《语法研究与探索（十）》商务印书馆，2000年 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 ─── 为《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而作 刘丹青 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著《马氏文通》，虽然不是第一部成本的汉语语法著作，但它的确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它的100岁生日给汉语语法学提供了一个回顾、总结和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绝佳机会。 考察语法学的发展历史，就像考察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一样，通常会特别注意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整体学术环境(例如法国社会心理学派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美国行为主义思潮对美国描写学派的影响)，重要的学者个体或学者群体的活动及其影响(比如乔姆斯基个人，布拉格学派群体)，外部社会的需求或制约(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普及教育运动的需求对语法学促进)。本文想讨论的则是上述因素以外的一个因素，即语法研究的“语种因素”，包括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问题(研究什么语言)和参照语言问题(拿什么语言作为参照)。“语种因素”对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之大可能远远超过通常的设想。对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充分认识语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因为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今天，语种因素看来已成制约汉语语法学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关键因素之一。 《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始终同西方语法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讨论语种因素，不妨也从西方的语法研究史开始。 西方的语法理论起源于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对象语言的语法研究。当时形态学是语法学系统的主体，词类及其形态和范畴占去了语法书的几乎全部。这种状况与这两种对象语言的类型直接有关，寓句法于形态的语言类型自然容易造成寓句法于形态的语法观念。这是对象语言影响语法理论的最明显最直接的形式。 然而，这种形态主导的语法学体系的影响远不限于这两种语言。这就引导我们进一步注意语法研究中参照语言的作用。 由于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廷的巨大影响，拉丁语在欧洲维持了千余年的强势地位。这样。拉丁语在欧洲不但长期成为语法研究最重要的对象语言，而且还成为研究、教学其他欧洲语言时最重要的参照语言。其他欧洲语言的语法书常常从框架到细节都摹仿甚至照搬拉丁语法(参看帕默1971，1982中译pp10-16)。当然，绝大部分欧洲语言都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和屈折语类型，原先综合性也都很强，摹仿和找搬在一定程度上无碍大局。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民族语法的研究逐渐兴起，但拉丁语法作为主要参照语言仍长期影响欧洲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体系。可是，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许多语言发生了影响语法类型的历史演变，总趋势是形态简化，语法范畴发生合并乃至消失，其中的英语更是从综合性趋向于分析性。这时再照搬拉丁语法，难免会方凿圆枘。帕默在上述著作中深不以为然的正是这种扭曲现象，例如认定英语中实际存在的Its me(这是我)为不合语法，要求改用实际不说的Its I，因为拉丁语的对应句中“我”为主格。 　　摹仿照搬不可能永远延续。对象语言的改换迟早会诱发研究范式的变迁。随着英语等形态简化的活语言逐步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语法理论对句法的关注逐步增多。不过，自觉摆脱拉丁语框框、面向语言实际的语法学范式几乎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逐步形成。叶斯泊森的著作是这方面重要代表。这一类著作虽然总体上可以归入传统语法，但是其对语言事实的尊重、对客观性的追求、对句法的注意等都已经突破了以摹仿找搬和强行规范为特征的更早先的传统语法。 对象语言的改变虽然可以孕育较适合特定对象语言的语法学体系，但适合一种语言的语法学框架未必适合其他的语言。而一些语言学大师能在语法理论方面有较大建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在更加广阔的语种背景下来思考问题。19世纪的洪堡德(W. von Humboldt)、20世纪的萨丕尔(E. Sapir)、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等理论大家都在跨语系、跨类型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语言理论包括语法理论，使之植根于更广阔的语种基础。他们基本上摘掉了“拉丁语眼镜”，而且还努力摆脱印欧语偏见。由博厄斯(F. Boas)等倡导和大力推动的对印地安诸语言的调查研究，自觉追求以非印欧式的客观眼光看待陌生语言，为语法研究树立了更少偏见的范式，加深了对人类语法结构多样性的认识。对陌生语言的调查研究，还“迫使”追求客观性的描写学派发展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所谓“发现程序”，成为该学派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对象语言影响语法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又一显例，但是其影响方式跟母语影响语法研究的方式大异其趣。 不过，即使在描写学派的鼎盛时期，英语仍然对语法研究起着一定的作用。英语毕竟是这些研究者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