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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不教什么” 史成明 胡梦杰 在语文教学研究中，很多研究者着重关注有效实施语文教学的途径、方法和策略，即更关注“怎么教”，但笔者认为，“‘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因为它涉及语文教学的本质问题。目前的语文课堂中充满着大量的似是而非的教学内容，因此，研究语文课堂“不教什么”显得非常必要。 一、语文不教“泛语文”的内容 “泛语文”的内容，从语文教学目标的角度看，语文教学似乎承担了几乎所有学科教育的使命，就像1904年单独设科前的语文教学一样；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更多地将文本内容当成了教学内容，从而教了很多非语文的东西，使语文教学失去了自己的“味”。 “泛语文”现象一直是中小学语文教学难以克服的痼疾，这首先与语文教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浪漫情怀或不切实际有关，他们往往将整个教育的目的当成语文教学的目的，使语文教学承担整个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这一点在现代语文教学早期已见端倪。穆济波先生在《初中国文教学问题》一文里说：“本科唯一的目的，在养成有思想，有作为，有修养，在中等教育范围之内，有充分使用各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1]为此，他详细规定国文教学各方面的目的：“在人生教育上，须使明了人生现实之可贵，及社会的共存与各人应有的责任；在国家教育上，须使明了国民资格之修养，职业的联合，及今日国际的侵略与压迫的危险，起谋自卫；在民族教育上，须使明了民族之特有精神，及现世界的堕落现象与其补救的方法；注意社会现象的观察，奖掖青年能力可能范围以内的救济；注意青年团体的团结，及共同生活应有的智识与修养。”[2]于是，语文教学内容包括了很多其他教育内容，失去了自己的学科本位。 其次，与语文教学工作者未能正确把握语文教学内容有关。很多语文教师往往将文本内容当成教学内容，如此，也会将其他学科的教育内容当成了语文学科的教育内容，导致语文教学内容泛化，混淆了语文教学的对象和范围，许多语文课实际上变成了政治课、地理课、历史课或其他课，唯独离语文课很远。 一位教师讲《苏州园林》，从园林图片切入，让学生阅读课文后体验苏州园林的建筑艺术，进而介绍中国其他的园林和世界著名园林，并让学生想象“将来的园林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课如同一堂园林课，几乎没有语文味，因为该文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习怎样通过简明生动的语言与合适的说明方法和顺序，来清楚地介绍复杂的事物，即实现“如何说，使人明”。 二、语文不教“伪语文”的内容 “伪语文”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看似语文其实与语文相关度很小或近乎无关的教学内容；二是伪情文、伪励志文和伪哲理文。 首先，“伪语文”的内容存在于文学常识的教学中。如，有位教师这样介绍《江南的冬景》的作者郁达夫：“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4年开始小说创作；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1922年7月，发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为发起人之一，12月，发表小说《迟桂花》；1938年12月至新加坡，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这样的介绍既不能在人文方面给学生以熏陶，也不能在语言方面给学生以滋养，又不面向学生的发展，甚至也不面向学生的应试，这些内容属于“伪语文”。 再如，“句子排序或段落衔接”往往是小学、初中和高中语文教学内容之一，也是语文考核经常出现的内容之 一。如果有些句子或段落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那样的训练自然有价值，但实际的课堂教学和测试中，这样的训练和测试却似是而非，很难真正检测和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还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这样的教学、训练和测评就带有“伪语文”的成分。 其次，“伪语文”还大量存在于伪情文中。都德的《最后一课》曾经让无数人为它感动，但却是千古伪文。中国现当代文学家中更有很多作家擅长此道。杨朔的《荔枝蜜》、《泰山绝顶》因为加了“崇高加光明”的尾巴而终于被请出语文教材，现当代作品入选小学、中学教材中的文章“把感情推向极致”反显其伪的不在少数。如，魏巍《我的老师》的结尾“梦里寻师”情节，阿累《一面》的结尾因为鲁迅先生送了他一本书而将其称为“父亲”的抒情，《甜甜的泥土》的结尾孩子把糖埋在土里化了将泥土放在嘴里品味甜味的描写，萧乾《枣核》的结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我们民族更加爱国”的议论，无不给人“人为拔高”抒情的感觉。 我们以《最后一课》为例。当我们读到： 怎忍看最后一眼 那一眼里全是眷恋 静静的是课堂 不平静的是心中的波澜 战争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