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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伦理:公正和责任 朱葆伟 科学和技术使人类能力急速增长，其影响也日益巨大和深远，这使得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人类集体的、合理的、负责任的活动，以及科学技术知识使用中的公正问题，成为今天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科学技术活动与社会公正 “公正”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恰当性(或合理性)的最高范畴和社会道德责任的典范。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在资源稀少和利益竞争与冲突情况下的恰当分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方面。 关心人本身，保证科学技术的成果造福于人类，包括使之成为人们获得平等和自由的手段，从来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崇高理想，是科学理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也是如此。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一起，不仅在物质方面极大和极其普遍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广泛地促进了社会民主，把人权的概念扩展到受教育的权利、发展的权利、享受自然资源和洁净环境的权利等。科学技术的这些理想和功能又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形式实现的。二战以来，科学越来越社会化，研究到应用的距离越来越小。科学技术的发展愈益依赖于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它们也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力量的基本来源和创造财富的主要工具。这些使得那种传统的科学活动模型——如价值中立性、无功利研究等等——不再有效。 公正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所需的精致而复杂的技术使得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公共或私人基金的资助，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就提出了在科学家之间、学科之间、社会的不同需要之间如何分配资源才是公正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的过程、研究的成果及其应用常常是有利于一部分人而对另外一些人形成负担或造成损害(这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因而“公正”久已成为生命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原则)。 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知识和技术使人类积聚财富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伴随出现的却是贫富分化的速度和程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经济学家瑟罗甚至断言21世纪将是贫富严重分化的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出现了“技术富国”、“信息富人”一类字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政治家和科学家们反复呼吁，科学技术成果应该首先用来解决贫困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饥饿和健康问题，国际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和提高自己的科技能力，等等。 就提出了科学和技术(从不同的角度说，还有知识)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关联性首先明显表现在技术活动中。研究表明，技术不同于科学，追求效益是技术活动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技术更多地被看作是经济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 经济发展已建立在越来越频繁的技术创新之上。技术的命运，包括它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形态，要受到市场的支配。实际地驱动技术发展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需要”，而是表现为具体的经济、军事、文化的需求，是市场的“有效需求”。对技术潜力的实际利用反映的往往是相关利益集团的眼界而非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首先从中获益，相反承担其代价的却可能是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世界银行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报告表明，很多技术项目的选择忽视了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因为它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获取利益。而科学研究，尽管它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但由于它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同样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支配。“冷战”一结束，美国著名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SSC)和阿尔贡实验室的整体快速反应堆计划即遭到取消就是很好的例子。利奥塔甚至认为“当代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实际上服从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事实上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科学技术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和能力。缺少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仅可能被排除在民主决策之外，而且可能被放逐到社会生活的“边缘”。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时，反复强调“要让每一个人从中得到好处”，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 因而可以说，科学技术与社会公正问题有明显的相关性，特别是在知识被视为资源、资本和权力的今天。当然，“相关性”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但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公正的范畴本身和从实践上解决问题的途径。 责任 责任问题与公正问题密切相联，但它的提出要早得多，并且是以不同方式提出的。 责任问题最初由科学家提出，反映了科学家们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高度的正义感。1945年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和对纳粹医生的审判，使科学家们的良心受到震撼。当时原子能科学家致美国战争委员会的信中首次反映出这种责任的思考:“过去，科学家可以不对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负直接责任。现在，我们感到不得不去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发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危险，它远比以往所有发明带来的危险都要大得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