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第1章-第1章结束.pdf

第1 章 结束 让我们以结尾开始：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绝对精神”是某个时刻，不论是历史的或 结构的甚或是方法论的。如果不把《精神现象学》转变为一种展开的叙事，就不可能考虑绝 对精神是任何类型的终点；这种叙事可以以各种方式说成是目的论的或者循环论的，但无论 哪种情形，它都被现代或至少当代的各种思想强烈地否认。 那么，是把它看作辩证法（一个黑格尔很少使用的词）的最终揭示，还是黑格尔常常更 愿意称之为“思辨的”某种东西的明确开始？这些说法都有其真理的内核，因为从理解到理 性的巨大转变意味着与普通经验主义的断裂，也意味着与我们常说的具体化的思维断裂。但 是，在《逻辑学》里，在理解的消除和转变（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束）之后出现了两 个而不是一个时刻，其中每一个都可以称作是辩证的，虽然由于不同的原因。《逻辑学》的 第二部分（1812—1816 年的“大”逻辑和1817 年“小”的《哲学全书》的逻辑）以本质为 标题，论述“反映”或者我们会称作二元对立的东西——换言之，非常具体地说明达到“对 立统一”的东西，而这无疑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但是，在专门论述那个概念的第三和最后部 分，却以形而上学的（或“思辨的”）方式肯定了主体和客体的最终统一，“我”和“非我” 或自然的最终统一，这种统一既可以采取演绎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生命”的形式。最终使 这些思维方式难以构成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或者时刻的东西，是那种坚持在它们内部把“理 解”作为不断进行的、难以避免的对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的思考。 当然，从时代错位上考虑，黑格尔可以称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认为一种全新的理性的 （和政治的）实践标志着他自己时代的特点（不论人们以法国革命或康德作为开始还是以路 德和基督教改革作为开始）。但并不十分清楚的是，对黑格尔而言，新的后革命时期和拥护 宪政的居民是否得到了真正辩证的启蒙。这一判断与对他的哲学的地位的判断密切相关：是 否它真的是普适性的和通俗的，还是只有幸运的少数可以理解的某种深奥的学说？我认为， 黑格尔对哲学地位的判断的转折点在于他最初在纽伦堡“体育馆”的教学，当时他惊愕地发 现，他的学生竟然觉得《现象学》不是一本令人满意的入门书，于是他得出结论，哲学实际 上不可能像他曾经想象的那样成为高中课程的组成部分（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幻灭与拿破仑 的失败巧合，一种新的反革命的霸权统治了欧洲）。 然而，关于绝对精神那一章，难道不是标志着一种不同的历史的开始？就是说，在整个 居民当中，这里或那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即使不是尼采的那种超人，至少也是科捷夫 所称的智者，科捷夫甚至把这种人等同于柏拉图的哲学家王。拿破仑在世界舞台上的短暂出 现为科捷夫的解释增添了历史的分量和兴趣。不过，并不能说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个 体”的概念强化了科捷夫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因为“理性或历史方法”的真实思 想是贬低个体的“伟人”，证明他在历史发展的手里只是一个小卒或一个工具。科捷夫这里 的看法与文学分析和传统寓言里的拟人化的诱惑相似，肯定与当代的理论格格不入，因为后 者急于使主体非中心化，对个体化的人进行集体的或结构的分析。实际上，在《现象学》的 最后一章里，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黑格尔与科捷夫在这里赋予他的智者的观点相近。 但是，在系统评论《现象学》的各个阶段并说明它们“对我们”是真理发现的一章里， 绝对精神肯定可以被看作一种方法，以及我们可以获得的洞察，而这种洞察的获得必须依靠 最后达到的关于主体和客体最终统一的“思辨的”信念。然而，方法的概念本身拉平了各章 之间的差别，掩盖了《现象学》当中激发思考的异质性。通过与真正通俗的、工具性的方法 概念相联系，辩证法并没有得到提升，而且我们很容易抵制这种联系的诱惑，尽管通过无所 不在的理解或那种具体化的思考肯定会强化这种诱惑，因为“方法”是如此明确的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对当代或后现代公众证明更相似的东西，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普遍理性”的援 用（“普遍理性”也是内格里和哈特的民众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的看法（见于《政治经济学 批判大纲》）在广大公众中唤起一种历史上的新的普遍的文化观，最突出地表现为在全体居 1 民中逐步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这一转变也可以说是以更普遍的城市思想取代农民 （或封建）思想（根据事后认识也可以理解为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基本后果）。无论如何，这 样一种意识和思想（即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社会转变的前提，决不是与黑格尔这里的 叙事毫不相容；在以玩世不恭和我所称的平民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