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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遭遇抗法的特点、原因及法律适用探讨 　　邢益民 　　【摘要】 　　本文针对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至今遭遇抗法事件日益激增的趋势，从中分析该类事件的特点、原因及法律适用的价值评价，并提出该类问题的探索解决、协调机制和防范教育、提高执法水平相结合的应对措施，以达到惩罚违法、教育人民、维护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 　　自从国务院继2000年9月8日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紧接着2002年8月22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后，全国许多大中型城市相继开展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上海市是较早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城市之一，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又是上海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最早的单位之一。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至今已经有5年了，其中遭遇的抗法事件正在成逐年激增的趋势，其他省市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也正在遭遇抗法激增的趋势，其激增态势令人担忧。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有序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秩序则需要执法人员依法执行法律来实现。笔者结合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抗法遭遇，拟对该类事件的特点、原因及法律适用的价值评价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使执法机关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对抗法事件正确处理，既保障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抗法的特点 　　(一)抗法的主体 　　1、抗法主体以外来人员居多，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的文化程度基本是文盲，法律知晓程度更无从谈起。在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遭遇的抗拒执法事件中有90%以上的抗法主体是外来人员。就抗法人员本身而言，他们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甚至不知抗法也会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外来人员普遍有一种地域排斥心理，认为当地执法人员是在排斥他们歧视外来人员，从心理上就有一种抵抗情绪。近年来受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外来人员思想意识中总认为当地政府不是为他们考虑，处处在刁难外来人员，所以执法人员的出现总被想象成压制势力，逆反心理强烈，矛盾激化可想而知。 　　2、下岗人员和女性抗法呈明显上升趋势。现在抗法人员多为流动小摊贩和无业小商贩等经济收入不稳定的弱势群体，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是在企业下岗后无技术又无能力，暂时也找不到工作，但是又要养家糊口的社会最底层人员。在个人利益受损情况下易情绪激动，作出不理智举动。他们一方面活跃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市容市貌、道路安全管理、综合治理等环节带来了困难。近阶段的抗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她们依仗自己的性别对抗执法人员。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利用女性特有的身体部分阻碍执法人员正常的执法行为，如当众脱衣服、故意用女性特有部分接触执法人员，诬赖执法人员耍流氓煽动群众抗法，或是采取耍无赖手段如躺在执法车辆前、睡在暂扣物品上阻止执法人员执法，但是针对对象往往是被行政强制措施暂扣或收缴的物品和执法的行为而非执法人员人身，这些都反映了女性力量小、暴力程度相对较低的生理特点。 　　(二)抗法的客观方面 　　1、抗法事态发展速度快，参与人数多，暴力手段逐级上升。抗法之初，多数是某一个或几个人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不理解和不接受，进而发展到对执法人员进行推搡、拉扯等，最后在抗法行为人的煽动下，很快就发展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集，阻拦执法人员。而且在抗法的行为方式上，也由开始阻拦、谩骂、顶撞发展为抢劫暂扣物品、殴打执法人员等暴力手段。如2005年1月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队员钱某在巡逻途中发现有人在违法设摊贩卖盗版音像制品，随即上前执法，违法当事人当即丢弃违法贩卖的音像制品逃逸，当钱某正在清点违法物品数量进行登记的时候，违法当事人竟然纠集他人返回原地，并对钱某进行殴打，最终导致钱某右手腕骨折的恶性突发性暴力抗法事件。 　　2、抗法的主要方式是起哄、煽动、耍无赖、使用暴力且有明显的突发性。通常情况下，由于城管综合执法活动仅仅涉及一人或数人的切身利益，无法形成与执法人员的对抗。为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个人目的，违法人员往往在围观的人群中进行起哄、煽动，编造虚假事实和理由来博取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的同情。也正是这一原因，抗法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突发性。如2005年8月在上海市徐汇区商业中心地带的一起抗法事件，违法当事人对前来依法执行公务的执法人员进行阻拦、推搡，后又将被依法暂扣在执法车辆上的部分物品抢走，并跳到执法车辆车顶上喊：“城管打人了，黑猫抢东西了。”最终导致事态恶化，该路段上近百名不明真相的市民一起阻碍城管执法人员执法，围堵执法人员长达2个小时之久，造成该道路交通严重拥堵。 　　3、抗法行为多为临时起意。此类事件行为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群体抗法的较少，大多因为执法与被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