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docVIP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 　　摘要：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关键词：旅游开发 灾后重建 捆绑式发展 隐喻型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大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乡村基层政治形态及其变迁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这种政治形态集中体现为特定的权力关系模式，其基本框架包含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冲突与协调。就目前的中国基层社会而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诸多主体间关系的主轴，主要体现为一种利益博弈。同时，由于两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与话语结构，“抗争研究”遂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范式，有学者甚至将“抗争性政治”视为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于建嵘，2010）。应该说，这种理论偏好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因为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生态政治”（辛允星，2009）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群体在失去了很多博弈资本之后，最方便选择的武器就是各种形式的“抗争”，而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假设是，抗争政治是在不平衡的政治结构无法从根本上被改变的情况下才成为主流研究范式的，这很切合中国基层政治的基本情况。 　　在西方国家，社会抗争问题经常被划入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或革命等研究领域。但很显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社会运动是指西方民主政体下在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集体行动可以泛指多个主体参加、具有自发性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指的是高度组织化、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规模化政治行动（赵鼎新，2012：2；应星，2011：9）。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基层政治的核心问题既不是革命，也不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也不能成为主流的政治现象，由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引发的政治关系形态经常体现为各种“跨边界”的社会反抗与利益争夺，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依法抗争行动和群体性事件（应星，2011：17-20）。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抗争政治”才出现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的舞台中心。笔者在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之后曾多次深入灾区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大量的案例资料，亲身感受到当地的“抗争”意味。应当如何给予这一系列现象合理的理论解释成为本文的思考起点。 　　学界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已很多，较早提出并很快被广泛关注的研究视角是“生存伦理与日常抵抗”（斯科特，2001），主要是基于对东南亚国家的农民抗争行为学理层面的总结提升，强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政治性。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中国基层社会抗争的新特征，并相继提出“依法抗争”（李连江、欧博文，1997）和“依法和有组织抗争”（于建嵘，2008）的观点，以此突显抗争行动的政治色彩与功能。围绕中国基层民众的抗争行动及其政治意义，学界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是关注抗争行动的社会伦理与文化含义，二是关注抗争行动的政治与法律含义，双方之间的反复争论为一些新的理论解释创造了空间。随后，就有了“以势抗争”（董海军，2008）、“以气抗争”（应星，2011）、“以理抗争”（朱健刚，2011）和“以身抗争”（王洪伟，2010）等不同的观点，这些理论创建要么倾向于强调中国基层社会抗争行动体现出来的新策略，要么凸显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新现象以弥补政治抗争理论既有的研究范式的不足，但都起到深化本领域研究的良好效果。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传统文化因素在基层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景军，2009；曹正汉、史晋川，2008），伦理因素在其中的特殊价值（吴长青，2010），以及表演式抗争的发生机理（黄振辉，2011），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逐渐从抗争策略转向抗争行动的演绎过程，为整合各种抗争理论提供了天然契机，已有学者对此做了全面的梳理（王金红、黄振辉，2012）。最近，还有学者关注到新闻媒体在抗争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媒介动员机制颠覆了中国抗争政治的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吕德文，2012）。实际上，所谓的“新类型”正是对中国基层政治抗争策略与行动演绎过程的一种新观察，只是新闻媒体在其中的角色被突显出来。 　　以上研究都着重于基层民众进行政治抗争使用的武器、资本及其多样的心理动机，却很少考虑多元抗争策略的综合运用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形态变迁问题。特别是一些偏向从日常伦理角度出发的理论解释，往往因为是通过对短期内特定抗争行动的考察而提出，所以特别强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政治性”，却没有看到客观的政治后果，甚至完全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