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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伦理时代”的来临 　　[摘要]“上帝死了”、“打倒孔家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相继出现的这两个口号。具有重要的精神史尤其是伦理精神史意义。它是一次“伦”之“殇”，标示着“伦”或“人伦”传统的终结；它是一次“理”之“祭”，标示着“理性”对“精神”的僭越；从“人伦”到“人际”、从“精神”到“理性”，它宣示：“后伦理时代”来到了。“后伦理时代”是“伦理”传统的断裂。“解放”与“破碎”的纠结，“伦”的世界的碎片化；“启蒙”与“祛魅”的纠结，“理”的世界的“苦恼意识”；“自由”与“失依”的纠结，“伦一理”世界中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单一性与普遍性的纠结，“集合并列”的形式伦理，四个方面构成“后伦理时代”精神世界的整体镜像。“后伦理时代”具有必然性，但内含巨大而深刻的文明风险。 　　[关键词]“上帝死了” “打倒孔家店” “后伦理时代”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05-1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精神史上相继出现了两个重大文明事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两个口号不约而同地将锋芒直指中西文明的最高精神象征，石破天惊地宣示了与几千年传统的决裂，标示着人类精神史的重大转向。然而，这两个高度同质的口号，至今仍有太多遗案未破解，它们对理解现代文明中人类的精神状况具有文化密码意义—— 　　“上帝死了”，到底“死”了谁？ 　　“打倒孔家店”，到底“倒”了什么？ 　　“上帝死了”、“孔家店倒了”之后的人类世界，到底呈现何种精神镜像？ 　　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作为重大文明事件，它们具有何种精神史意义？因何、如何具有精神史意义？ 　　透过精神哲学思辨，鸟瞰20世纪人类精神史，可能的假设是：“上帝死了”和“打倒孔家店”，昭告了一种精神传统、一个精神时代的终结。从道德文明的维度考察，这是一次“伦”之殇，“理”之祭，从此，在人类精神史上，“伦”的传统终结了，“后伦理时代”来到了。 　　一、“伦”之殇 　　毋庸置疑，上帝和孔子分别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最具象征意义和表达力的文化符号，它们所表征的精神本质，在文化设计的顶层相通。透过上帝和孔子的精神象征，不难发现，在这两个口号下“死”了和“倒”下的都是同一主体，这就是作为终极存在的“伦”，或作为人的实体性存在的“伦”。 　　余敦康先生发现，在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交织的世界历史的全景中存在某些共同因素，人类在轴心时代就已经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一规律已经为现代中西方哲学家同时揭示。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指出，中国、印度、希腊，每个文化区都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都有它的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在中国，这个最崇高的概念和原动力就是“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公元前800-200年，在中国、印度、希腊三个相互隔绝地区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开始追求统一的目标，证明人类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自己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现代哲学家对不同文明的“最崇高概念”和关于整体存在的意识的跨文化发现，为理解人类精神史及其同质性提供了哲学启迪。不过，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是，作为人类中坚思想的“最崇高概念”及其所表达的关于整体存在的意识，不仅是关于人与宇宙的整体性，而且甚至首先是关于人的“类”存在的整体性，这便是人类精神史上“人”的转向或人文转向的意义所在。用中国文化的话语表达，不仅有金岳霖先生所说的关于宇宙本体性的“道”概念，还有关于人的生命秩序和生活秩序总体性的“伦”概念；“道”是关于存在的本体性概念，“伦”是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总体性概念；在文明体系和人的精神构造中，如果说“道”是表征原动力的“最崇高概念”，“伦”则是表征合法性的“最神圣概念”。 　　人类文明因其根源上的同质性，“理一”而“分殊”。丰富多样的人类智慧因其问题意识殊异，产生不同的文化关切。就文化形态而言，哲学的终极指向是“本体”，努力寻找构成世界的“始基”，即那种构成或不被构成的最后存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终极指向是“实体”，它是人的生命、人的精神、人的世界的原初的出发点或家园，即对人的生命和生活来说的那种解释而不被解释的存在。“本体”是哲学的形而上学，“实体”于不同文化中则以不同概念话语表达，在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中是所谓“伦”，在宗教型的西方话语中则是上帝。然而，无论如何，“伦”与上帝只是同一伦理存在或终极性伦理实体的不同表达，上帝是人格化的终极实体，“伦”一旦被人格化，便是上帝。只要在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之间进行某种话语切换，便会发现“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