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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摘要：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干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关键词：地位层级认同 地位认同下移 社会归属 市场机遇 参考系转变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因素成为决定公众地位认同的重要力量？其中的社会机制又是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学者已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卢汉龙，1996；边燕杰、卢汉龙，2002；赵延东，2005；李培林，2006；冯仕政，2011）。通过比较，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在学理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即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早期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在国际横向比较中具有“向下偏移”的特点；近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在时间维度上也呈现出“下移”的态势。在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的成长寄予热望的背景下，上述现象令人忧虑，有学者认为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认同急剧流失和下层认同急剧增长的警讯（冯仕政，2011：130）。上述现象对学理也提出了挑战，即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众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地位层级认同为什么反而会不断下移？ 　　地位层级认同是在一定的参照系前提下建构起来的，这样的参照系构成了地位层级认同的基础。因此，要解释地位层级认同在量上的下移，就必须同时关注地位层级认同的参照系基础，关注哪些因素会成为地位认同的主导影响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在共同体中的身份感受可能会成为地位认同的主导影响因素；在另一些情况下，在整体社会中对市场机遇的感知和对市场要素的占有情况也可能会成为地位认同的主导影响因素。本文将首先通过数据分析确认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态势，然后通过群际比较和模型分析探求地位层级认同“参照系”的变动情况，最后将两者在理论上勾连起来，力图解释地位认同下降成为一种普遍感受的深层原因。 　　一、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态势 　　（一）横向比较中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 　　中国学者对地位层级认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卢汉龙1991年在上海和1994年在上海、广州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研究显示：第一，收入、教育和职业声望对地位层级认同的解释力相对很低；第二，有近1/6的人没有明确的地位层级认同；第三，单位类型等因素对地位层级认同具有重要影响，而收入在引入单位类型之后，在统计上变得不再显著（卢汉龙，1996；边燕杰、卢汉龙，2002）。 　　刘欣（2001）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城市居民地位层级认同偏低的观点，他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城市居民中认同中间层的比例偏低，而认同中等偏下层的人却明显偏高（见表1）。这一发现在李培林、赵延东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赵延东，2005；李培林，2006）。他们通过国际比较，同样发现中国城市公众中中层认同的人口比例较低，“中国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数比重明显偏低，而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比重则明显偏高，表现出一种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赵延东，2005：87）。 　　（二）纵向比较中地位层级认同的不断“向下偏移”态势 　　从表1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城市公众的地位层级认同不仅在横向上有“向下偏移”的特点，而且在纵向上也呈现出不断“向下偏移”的态势。在卢汉龙1991年的调查中，自我认同属于“下层”的比例不到10%，而在卢汉龙1994年的调查和刘欣1996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12-14%，在2002年“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为14.6%，到了CGSS（2003）和2006年“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这一比例又上升到了23.7%和24.5%。 　　可能因为缺乏纵贯性数据的支持，早期的研究者关注的主要还是国家之间横向比较中的“向下偏移”，没有关注到“向下偏移”程度不断增强的纵向趋势。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利用一些纵贯性数据观察到这种趋势。例如，冯仕政（2011）通过对“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3、CGSS2005、CGSS2006）的分析，发现地位层级认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