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公信力.docVIP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公信力 　　摘 要：任何社会中司法权威的确立，总是要以良好的司法公信力为前提。司法公信力是民众对公正司法的一种内心确信和普遍感知，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司法尤其是法院在应对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当中，努力通过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从社会的“可感知”层面来建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在判决可预测性要求的背后，意味着社会在“可感知”层面对公正司法的信任，以及社会在“行为可预测”层面对法治秩序的信仰。 　　关键词：判决的可预测性；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 　　作者简介：王国龙，男，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法律方法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能动司法时代的法律方法论问题研究——基于中国法律学研究立场的展开”，项目编号：11YJC820114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092-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度转型，司法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和法律职业化初步成型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通过公正司法来追求个案正义和社会平等的期待日益高涨。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在逐渐推动社会对法律知识尤其是法教义学知识的普及性掌握，法律评价也开始呈现出超越传统社会中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法律职业化的初步成型，正在逐渐凸显社会对法律服务的强大需求，通过司法来实现对社会纠纷的公正解决和合法权利的捍卫，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途径。 　　不过，对于法律知识而言，“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规定要转化为具体的司法判决，却无疑是一个既具有高度技术性又具有实践智慧性的过程，行为的单纯法律评价如果“过度地”超越了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就意味着行为的社会责任在相对递减，而行为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则可能被架空。由此，行为的单纯法律评价似乎在激励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这无疑有悖于法律对社会调整的基本目的。对于公正解决社会纠纷而言，法律体系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和司法技术架构下的法律论证范围的不断开放性，无疑加剧了判决的不可预测性，不仅在社会的大众层面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部层面，而且在两者之间，对于何谓“公正”的分歧和对立，似乎正在加剧人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对公正司法的不信任。由此，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的正义，似乎正无情地削弱着社会的内聚力和司法的公信力。这一现象无疑有悖于公正司法的普遍社会预期。尽管现代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性和法律知识的相对开放性都是司法必须应对的两个必然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判决不可预测性的凸显，无疑会催生社会对法律职业化的抵制和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也就难以最终确立。因此，从社会“可感知”的公正层面来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就成为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重要途径。 　　二、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 　　司法必须具备权威，没有权威的司法就不可能承担起公正解决社会纠纷的这一基本司法职能。霍恩指出，法律的权威既包括法律自身的效力主张，也包括社会对法律的普遍认可。前者体现为：其一，法律自身要求被遵守；其二，存在一个对遵守法律的强制威胁，在必要的情况下保障法律在事实上可以得到遵守。而后者则体现为，其一，总体上法律会得到绝大多数的市民的认可；其二，少数人将忠实于把法律看作是良心准则。[1]（P76）就司法权威而言，司法通过自身权威性的主张，往往还不足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尤其是人们的良心接受，而社会的普遍认可和人们的良心接受，无疑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关玫指出，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实现社会认知以后所产生的一种信任和尊重的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公众在对司法权力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社会知觉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2]在当前中国司法不断呈现社会化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确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社会面向，没有公信力的司法权威，既会导致司法成本的不断攀升，也会加剧社会对公正司法的普遍性怀疑。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面向社会的一种“被信任”的效果和反映，从司法的社会认可和普遍接受的维度来看，既取决于司法过程的公开和司法程序正义的强调，也取决于裁判结果自身的公正性，而从外观上来看，更取决于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现代法治社会既是一个法律内容日趋爆炸的社会，也是一个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社会。对于司法而言，前者意味着公正司法责任的艰巨性，为不断追求个案正义，司法必须努力地缝合法律的规定性和个案事实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永恒缝隙，而法律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又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