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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重构国际经贸规则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隔六年。当初剧烈的冲击波已渐渐消退，世界经济重新走上了曲折而缓慢的复苏之路。这场危机引发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仍在发酵。 　　“从‘二战’后全球化的演进过程可见，现存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运行规则面对全球治理出现既适应又不适应的征候。不断涌现的经济危机事件，区域、国别之间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地缘格局变化，昭示着必须与时俱进地修订和完善规则。”中国商务部原部长、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抑或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围绕着巩固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对未来经贸规则的修订和完善展开博弈。 　　在多边贸易体系僵滞之际，全球约300个特惠贸易协定顺势而生。从目前TPP、TTIP等自贸区的谈判内容看，其不但要建立高标准的市场准入范式，更把重点放在探索建立涵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中立等新规则上。这无疑将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新标杆”。 　　国际规则逐步从边境政策走向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从传统的关税减让，过渡到包括金融、服务业开放以及政府中立和国企纪律等更深层面的对标。也就是“从传统的议题转向21世纪新议题”。 　　面对区域合作在规则重构上的咄咄攻势，多边贸易体制似乎正面临被超越甚至被解构的危险。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承认：“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与大多数贸易专家依然认为的传统贸易世界大不相同。随着出口商品中进口成分不断增加，传统的重商主义方式已不再重要。非关税措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旧的贸易秩序已难以为继，新的贸易规则正在重构。交织重叠的新格局正以碎片化的方式互相纠缠。这一切预示着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可能将深度调整，一系列重大的贸易和投资谈判或将提速。 　　曾经因加入WTO受益于多边机制的中国，在新规则的丛林中如何转圜？ 　　“中国要秉承开放的心态，密切跟踪各种规则重构的新动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与规则重构有关的各种谈论和谈判。”陈德铭说，中国是全世界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参与，以后诸边成为多边规则或者我们需要参与的时候，门槛就会变得更高了。 　　他表示，中国和平发展既打破了世界经济的旧平衡，又实现着更大总量上的新平衡。我们完全可以从自身的进一步开放出发，寻找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修正、完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我们完全可以自身的开放换来他国对中国的开放，以进一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再赢几十年和平发展期，完善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说，“我们身处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不断涌出，旧有的确定性逐渐消失，这一切要求我们所有人重新解读当今世界。”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规则变迁，以及其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划分，国内学界意识到其冲击力的并不多。 　　作为危机时期的中国商务部长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贸易谈判代表，陈德铭目睹了2008年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瘫痪的全过程，也全程参与了为打破僵局开展的初期工作，并最终促成和见证了2013年12月巴厘岛部长级会议的成功。他带领商务部十几位青年同事撰写了《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一书，讲述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演进，探讨中国如何把握国际规则的变动趋势，找到新定位，作出新调整。 全球治理规则博弈激烈 　　《财经》：你当部长的几年正是金融危机爆发进而缓慢复苏的时期。也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于全球治理规则博弈最激烈的几年。你对这一时期国际贸易规则变迁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陈德铭：我从2007年末担任商务部部长，2008年六七月金融危机就已现端倪。这个时期亦正值多哈回合谈判最后冲刺时刻，我在日内瓦待了十天，当时WTO大楼内，每天都气氛凝重，令人窒息。WTO主要成员国的部长们日夜鏖战、几乎以不喘息的频率展开了激烈的谈判。大楼外面则抗议的声浪不断。反对全球化的人士在日内瓦租了房子，每天举行游行示威。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也照样在示威。可见经济全球化前行中，各方激烈的博弈贯穿始终，尤其在经济下行、金融风险四伏的情况下，脆弱的多边贸易体制更是身陷博弈的泥潭。 　　每一次大的经济波动都会对国际经贸规则带来深刻的冲击力。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更是引发了国际经贸规则的一轮大变迁。一方面是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特别是在其推动下，金融监管方面修订和加强了一系列的规则。另一方面，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各方都想通过影响规则的变迁来实现自己的更大利益。新兴国家的实力相对有所上升，希望获取更多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性权力，而发达国家看到新兴国家的竞争力提高，则希望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来确保所谓的“公平竞争”，维护它们的竞争优势。TPP和TTIP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