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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治”英国路径 　　在大不列颠，社交媒体也一度到了关停的边缘。尤其是伦敦大骚乱期间，首相卡梅伦的强硬表态以及英国政府的系列动作，让民众感受到了“公权力对虚拟后花园的强行入侵”。 　　尽管关停并未实施，但延宕至今日，悬而未决的《通讯数据法案》草案作为更大的潜在威胁，试图通过这些条款：警察和情报部门可以获取网际数据，以调查严重犯罪和恐怖主义；允许网络运营商安装硬件，储存数据长达一年；社交媒体保留用户记录，以备查询。 从电视到电脑再到手机，用户习惯出现迁移。大量拥有知识背景且能自由支配时间的人，催生出巨大联动效应，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行为结构。 　　伦敦大骚乱肇端于2011年8月4日，29岁的牙买加后裔马克?杜根被伦敦警员枪击，抢救无果死于医院后，他所在的“大熔炉”托特纳姆――一个远离伦敦中心的北部区出现系列骚乱。此后五天，骚乱借助社交媒体蔓延至伦敦各大城区，并扩大到伯明翰、利物浦等地。 　　参与打砸纵火者，年龄从11岁到18岁不等，他们利用手机及社交媒体联系，与警察大玩捉迷藏。在骚乱中，黑莓信使服务（BlackBerry Messenger Service，下称BBM）受到参与者的青睐。不同于其他社交媒体，BBM所发送的消息需要私有PIN码才能提取，同时支持免费的群聊。尽管街头警力已是日常的5倍，但面对看不见的社交网络，他们无计可施。直到事件发生后第三天晚上，伦敦警方才开始检讨“社交消息流”问题，并将矛头错指Twitter（推特）。 　　英国61%的智能手机覆盖率可与韩国竞争世界第一，其社交媒体的渗透率与使用率更是已近饱和。从电视到电脑再到手机，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由此集合，使得总量庞大的个体选择在网际间凝成集体行为。大量自由累积成“认识盈余”――拥有知识背景且能自由支配时间的人，在参与和分享的强烈欲望支配下，催生出巨大联动效应，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社会行为结构。一旦网络数字佃农与街头乌合之众出现共振，势必给现代大城市的管理者提出新的挑战。 　　显然，面临这一难题的并不仅是英伦，对于每年发生数万起群体性事件的中国而言，社交媒体的监管问题更为突出。无论是监管过度还是治理缺位，能否符合自由之精神应为要义，言论自由与隐私保护则是不可逾越的两根红线。 谣言交互图 　　谣言的产生与传播过程能否可视化？至少局部可以还原。 　　好比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战斗，既有癌细胞的原地扩散或多线转移，也有免疫系统的不断反扑。在关于伦敦大骚乱的全媒体式《解读骚乱》（Reading the Riots）（参考网页：http：//www.guardian.co.uk/uk/series/reading-the-riots）报告中，包括一个动态的谣言交互网（参见130页图示，http：//static.guim.co.uk/interactivesaved/2011/12/7/1323271626672/544674/index.html#/rumour/3）。图中将谣言用支持、反对、质疑、批评四种态度量化，支持如癌细胞扩散，反对如免疫系统胜出。图中每一种态度的强弱，又由深浅不一的四种颜色标示；增加一个时间横轴，就可以展示谣言的消长过程。 　　谣言起始设定为一个圆点，当它扩散后，圆点变为圆圈，经过几何级的聚合形成更大圆圈，这种聚合逐渐形成一个集群，每个集群相当于围观者对某个特定谣言的参与。量化这个过程，需要确定哪些微博属于同一集群。研究中，来文史特距离（Levenshtein Distance）参数法被用来查找指定范围的关联微博。 　　随着图中时间横轴的右移，圆圈与集群之间的伸缩变化，正如癌细胞与免疫系统的斗争，逐渐扩大或缩小，直至消失。 　　以伦敦大骚乱的一段谣言交互为例，2011年8月8日4时5分，@Twiggy_Garcia发起一条Twitter谣言后，圆圈与集群开始此消彼长，谣言对应的态度呈现于不同时段。点击时间轴上的“播放”，图表如同动画演绎出整个传播过程。当日8时7分出现影响较大的反对意见集群，这显示出Twitter自身的谣言对冲机能。 　　尽管这种方式不能全景还原整个谣言的生成与消失，但能修正经验判断中的误差。大骚乱停息未几，英国内政部、司法部的官方调研锁定结论：Twitter、Facebook（脸书）等社交媒体是煽动民众的罪魁祸首，警方还认为黑帮成员借此在多起打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信息的自由流动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当人们利用社交媒体寻求暴力的时候，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卡梅伦公开表态。 　　事后的许多讨论来自凭空想象，缺乏实证，特别是缺乏参与者的真实想法。比如：何以导致骚乱？为什么要参与抢劫？这场骚乱与之前的差异何在？一个例子是，1985年托特纳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