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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新一轮产权改革” 　　欧洲演化经济学协会主席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M. Hodgson），是国际知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作为《制度经济学》（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杂志主编，霍奇逊是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当代传人，也是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在中国，他的《制度经济学的演化》一书，曾入2012年新浪好书榜。而他开始被中国读者广泛知晓，主要是因他那本《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在该书中，霍奇逊系统批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方法论和本体论，同时强调了认知、有限理性和信息的重要性。在本轮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广受关注的一篇文章提出，经济学必须改变。 　　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的理解极为相近，但霍奇逊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对个人的前提假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中存在着制度对于个人影响中立的假定，即个人是给定的，解释的方向是从个人到制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从根本上抛弃“个人是给定的”这种观念，认为个人的偏好、欲望、需求、目标和手段等，都是受到社会和制度影响的，个人是拥有“制度化的心智”（Institutionalized mind）的个人。 　　在旧制度经济学家中，甘?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以及有限理性的强调，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指出合约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都对今天理解经济学有极大的帮助。而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的现代“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侧重于对创新过程、技术进步、产业变迁和组织优化的研究，与制度经济学遥相呼应。霍奇逊是这一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者。 　　3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天则双周学术讲座“什么是企业”（What is the firm？）结束后，霍奇逊接受了《财经》专访。他认为，当前中国需要立即进行改革，尤其是在与私人相关的产权和法律方面，中国的相关改革刻不容缓。 　　经济学方法论变革 　　《财经》：你曾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撰文指出，主流经济学需要一场方法论变革，这种变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霍奇逊：我们需要首先从理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开始。只有理解了它们的缺陷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去改进。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复杂现象进行简单化处理，从而把很重要的方面――如不确定性、默会知识和经济体系的复杂度等方面――匆匆打发掉了。 　　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能用简单化地发现更好的模型来取代它，而是必须认真审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并对之提问。我们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基础进行检验，需要联合很多人一起努力。经济学需要更好的思想和理论。靠我一人，尚不能勾画如此蓝图。我们需要提高对制度的理解，需要更好的经济动力学理论，以及深入阐述和理解制度和市场本身是如何运行的。另外，关于平等，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基础理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许多人合作的结果。 　　《财经》：你是传统制度经济学派的当代领军人物。但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人们可能更熟悉新制度经济学，也即一种专门研究制度问题的理论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在你看来，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霍奇逊：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指出一点，在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两个学派之间，也有极大不同，而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与老制度经济学家很像，比如道格拉斯?诺斯，他的很多想法就与老制度经济学类似；再比如，罗纳德?科斯的老师约翰?康芒斯就也属于老制度经济学。 　　两种制度经济学的不同形式源于不同历史时期。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关注在个人主义、理性选择和从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借鉴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人们理解那些被看做制度的要素所处的环境。老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理性人假设通常是批评的，同时他们想建造一个与经济理性人不同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行动者概念。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视角，也未能得到一致的贯彻。实际上我更愿意将自己称为一个“新老制度经济学家”。 　　《财经》：以科斯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中国非常流行。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接纳？ 　　霍奇逊：我同意你关于罗纳德?科斯和张五常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观点，但我并不确定他们在中国的流行程度是否比在其他地方更高。张五常和科斯在西方也是非常流行的。 　　《财经》：在中国，许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学者知道张五常。 　　霍奇逊：是的，张五常是个华人。就像中国人能够理解其他有中国经验的人们一样，中国人能够更理解张五常，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但我并不确定，因这样的想法而导致他更容易被接受是最正确的吗？ 　　我可以很确定地是，科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当我在发展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