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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型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劳动科学研究所认为，所谓“农民工”，是指虽然拥有土地，但不以自己的土地为主要经营工具，以非农业生产为主，以受雇或自营方式，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参与生产或经营，并以这种生产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群。各个地方部门出台的关于“农民工”的各类政策文件很多，但对“农民工”的规范与范畴涉及却极少，大部分是根据业务对象的不同而出现的各种称谓。 本文采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农民工”的概念，对自雇型农民工的界定为：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自我雇佣型农民工。就像深圳的医疗保险把未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各个地方出台的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政策，也是将自雇型农民工排斥在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的。自雇型农民工由于户籍是农村的缘故，大多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自雇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制度，故本文将结合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对自雇型农民工的养老和参加的新农合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个案访谈 采用个案访谈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样本特性——分散不易收集和知识水平的差异，个案访谈能深入探索被访者的主观思考，取得深入且真实的资料。本文的访谈对象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自雇型农民工，访谈时间约1小时（与本文相关的访谈内容见附录）。 （二）问卷调查 在个案访谈之后，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故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全部为三轮车夫，对于没有能力阅读问卷的车夫，笔者代为阅读让他们做出答案。 三、自雇型农民工医疗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新农合存在的问题 2008年医疗卫生绿皮书发布，中国新农合医疗制度覆盖率已达80%，据笔者在对深圳农民工做问卷调查时，20位自雇型农民工，只有13位参加了新农合，7位没有参加新农合，参合率只达65%，低于官方统计的数字。实际参合率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这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宣传力度不够，而且官方统计时也可能把一些农民工排出在外。由于制度设计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和人口流动特征考虑不足，将大批的农村流动人员或是剥夺参保资格，或是限制医疗服务资源使用权力。笔者在问到为什么没有参加新农合时，7位回答的都是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许多的农民工不知道在工作地看病可以报销及如何的报销。像郭立正这样的由于不知道在深圳看病可以报销，因此，常常是从家乡自带药品到深圳，生病的话就吃些自己带的药。从他那也了解到，许多的自雇型自主就业的农民工，生大病都是回家治疗，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回家治疗便宜，另一方面就是不知道在外看病是否可以得到报销，更不知道可以得到报销的比例以及和报销的程序。从访谈中发现，一部分的长期在外的农民工不知道新农合政策，一部分是对这个政策的具体流程细节不了解。 （二）报销范围和时间的不合理 现行的补偿机制以“大病统筹”为主、主要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费用，而这种安排不符合农民的疾病风险发生规律和实际医疗救治需要：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疾病时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方面的慢性病，这就使患有慢性病的参合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只能自行负担治疗费用而无法从新农合获得补偿。报销范围的不合理减少了新农合的受益面，也降低了新农合的保障水平。案例中郭立正像头疼发热的小病，都是从老家自带药品自己治疗，这样的看病方式从长期看，严重影响我国流动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反映了新农合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由于对农村人口流动状况的考虑不足，转诊制度中有关异地就诊的规定较为严格（如异地医疗机构的选择、报销手续的流程与期限的限制），使得那些长期身处外地的参合农民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即使所遭遇的疾病风险符合补偿要求，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获得及时赔付。根据郭立正家乡的新农合规定，在省级以上公立医院看病，需要在5日内由家人持乡、村证明向项城市合管办报告，补办批准手续。这一时间的规定和限制对于那些不了解这一时间限制和由于紧急重大疾病无法及时报补的农民工来说，就会错失赔付机会。 医疗资源利用的不公平 公众在获取需求医疗资源时，应遵循的为公平性原则——公众能够在医疗资源获取中均使用相同的获取路径的同时，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新农合因其统筹层次低，使其参合的农民工无法公平的享受工作地的医疗资源。以深圳为例，参加了新农合的农民工，不能再参加深圳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而未参加新农合的有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可以参加住院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等，即可以享受深圳当地的医疗资源。从上面的公平性原则上看，对于无论何种形式的农民工，由于获取医疗资源的路径不一样，在对深圳的医疗资源的利用上是不公平的。 因户籍制度尚未打破，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之间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长期以来的制度路径依赖造成的，本文对此不作深入讨论。但因有无劳动关系造成的农民工内部的不平等是近几年的事情。同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