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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陈铭聪 （苏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规命令；信息公开；正当法律程序；立法争议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2）02-0107-19 收稿日期：2012－04－17 作者简介：陈铭聪(1976-)，男，台湾苗栗人，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0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两岸法律制度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为苏州大学2011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立项资助名单的阶段性成果。 行政程序法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特点之一，在各国实现行政法治目标的进程中，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和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国家和地区已达70多个。[1](P519)以下就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在立法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问题，加以研究论述： 一、立法体例争议问题 （一）立法模式 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两个高潮，先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最早以法典形式规定行政程序法的是西班牙，1889年就制订了《行政程序法》，随后奥地利于1925也通过了《行政程序法》；第二次高潮是上世纪40-60年代，1946年美国制订了《联邦行政程序法》，意大利于1955年、德国于1976年、日本于1993年，先后制订《行政程序法》。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与地区行政程序立法的趋势，因而也成为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的立法模式。但是，《行政程序法》应当规范哪些内容，即调整范围究竟有多大，理论界以及实践部门一直存有分歧。就现有各国行政程序法所涉及的内容和调整范围也并不一致，甚至有很大差异。根据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效率模式，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一类是权利模式，即是以行政相对人权益为立法目的，现行行政程序法都是兼顾这两类的混合模式。根据该学者的分类，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模式,规定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第二种是单行法规模式，行政程序单行法律、法规,仅规定一定领域、一定范围的行政程序,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许可程序、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第三种是散见于具体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模式，如海关法中规定的海关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划法中规定的规划行政行为的程序、环保法中规定的环保行政行为的程序,等等。[2](P4)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以下简称本法）总计八章，共175条。在内容上不仅将行政处分、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等纳入其中，而且将行政契约、行政计划、行政指导、陈情等内容纳入调整范围。从各章内容的配置来看，主要考虑需要，似乎不太注重形式上的比重协调。这一点从各章、节所占比重可以看出。第一章是总则，从第1条至第91条，对法例、管辖、当事人、回避、程序之开始、调查事实及证据、资讯公开、期日与期间费用、听证程序、送达等作出统一规定，占整部法律的52%；第二章是行政处分，从第92条至第134条，分为行政处分之成立、陈述意见及听证、行政处分之效力等节。占整部法律的24.6%；第三章是行政契约，从第135条至第149条，占整部法律的8.6%；第四章是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从第150条至第162条，占整部法律的7.4%；第五章是行政计划，从第163条至第164条，占整部法律的1.1%；第六章是行政指导，从第165条至第167条，占整部法律的1.7%；第七章是陈情，从第168条至第173条，占整部法律的3.4%；第八章是附则，从第174条至第175条，占整部法律的1.1%。 （二）本法定义 关于本法定义，可以从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行政程序，系指行政机关作成行政处分、缔结行政契约、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确定行政计划、实施行政指导及处理陈情等行为之程序。本法所称行政机关，可以从第2条第2款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