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近代结构性演化.docVIP

象棋---中国政治的象征：一切都为了保帅。 麻将---中国国民的象征：互相算计，所做的一切只为自己。 京剧---中国社会的象征：所有的角色都已固化，从分工到举止。 围棋---中国思维的象征：一切都是非此即彼，一切又都有可能。 军棋---中国官场的象征：官大一级压死人。 “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尚书，舜典》：“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的出现，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整体词，而是各有独立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尽管如此，却也反映“文化”一词的衍变过程。此后，如晋人束晳、南齐王融的诗文中曾有“文化”一词。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王所说的文化，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既有稳定性，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动，语言词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词汇的一种变化，是旧词被赋予新义。“经济”、“社会”等都是中国固有的旧词，但在近代它们的含义变了。“文化”一词，也是如此。　　 “文化”这个词具有近代新义，大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时的报刊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迅1908年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当时对于使用“文化”一词的含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与文明同义。 例一，谭嗣同《赠梁莲涧先生序》：“濒海有山焉，曰崖山。自宋以后，颇著称于时。……惜为地球之半圆弧面所隐，使削其弧而弦以径之，将直见文化早辟，几乎《春秋》之太平，《礼运》之大同。” 例二，《湘报》第92号《学会汇纂》：“泰西有文化之国，其战必守公法者，彼非乐于守之，恐己不守，将致人之仇，怒人之报复耳！……楚本蛮野，宋襄公以文化之国待之；故大败。”例三，匪石《浙风篇》：“吾中国国民，非同一统系于黄帝者乎?虽然二千多年前文化未开焉。凡文化未开时之住民，常被治于天然之感化力。” 这些例子中所说的“文化”，都是与“野蛮”相对待而言。所谓“文化早辟”、“文化之国”、“文化未开”，均与“文明”同义，可以用“文明”一词代替。　　 事实上在当时人的一些撰述中，往往有互用的情况，没有严格的区分。 二、广义的，包括精神和物质。例，《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伏羲，神农之时，民智渐启，中国文明之滥觞，实始于斯时。燧人氏作火食，有巢氏作巢法，伏羲氏画八卦、教佃渔、造书契、作甲历，神农氏艺五谷，制医药，立商廛，盖当时文化甲于诸族。” 这里撇开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不论，就作者的论述而言，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起源的探讨，涉及饮食、居住、农耕、渔牧、交换和文字、历法、医药等诸多方面，显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　 三，狭义的，单指意识形态而言。例一，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雅典人所自负者，欲全希腊文化之中心点集于其国也，故务使国民有高尚之理想，有严重之品格，有该博之科学。” 例二，别士《小说原理》：“今值学界展宽，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 例三，《支那教育问题》：“其学术之程度，日本以吸取泰西之文化，程度较高。”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思想品德、学术、科学、文艺等，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当时谁也没有对文化下定义，也没有对什么是文化进行过讨论，他们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因而其含义不一。但是，不论作者们作何种理解，从上述三种情况看来，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　 “文化”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了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特别的稳固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而它的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儒家们认为，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