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增长方式与转变与教育变革.docVIP

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教育变革 石中英（《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1年04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知识，特别是新知识已经逐渐地取代了权力和金钱，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性力量。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初露端倪。对新知识和创造性人才的争夺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热点。以培养学生创造性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改革成为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共同主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考察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知识增长方式从现代向后现代的重要转变，在此基础上分析当代创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便为我国的创新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论基础。 众所周知，自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事业得到了飞速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总体知识的增长。与这相联系，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由培根、洛克、笛卡尔等所建立的现代认识论特别是其知识增长的观念也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整个人类的知识生活。（一）就知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而言，人类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地“反映”、“揭示”或“把握”认识对象本质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不断地发现世界“秘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错误也是可以加以排除的。这样一来，知识的增长就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符合性”和“一致性”的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汉姆林(Hamlyn,D.W.)将这种知识的增长模式称为“建筑模式”（注：汉姆林指出，“现代的”人们认为，人类的知识就是一栋建筑，一层层叠加上去。增加了知识储备，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层。知识的增长就像建筑物的增高，仅仅是通过叠加的方法。See D.W.Hamlyn,The Theory of Knowledge,London Basingstock:The Macmillan Press Ltd.,c1970,p.11.）。（二）就知识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而言，人类知识的增长包含着严格的主体要求。如要祛除“假象”（培根），打磨“心灵”这块“没有磨光的镜子”，要进行反复的、不间断的“理智训练”（笛卡尔），要怀疑和检验自己所曾经获得的所有观念等等。这就是说，为了发现真正的知识，为了知识的进步，人们必须将个体的“愿望”、“猜测”、“意志”、“观念”、“好恶”等等容易导致谬误的非理性因素都从认识的过程中驱逐出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主体——“观察主体”或“理性主体”，以便获得有关认识对象的真正实在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知识。知识的增长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过程。（三）对于个体而言，要想从事知识生产，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就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或“训练阶段”。这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共同要求，尽管准备的内容或训练的方式有所不同。经验主义者注重的是对于“观察”、“实验”、“数据处理”、“归纳法”等一类的训练，而理性主义者注重的是对于“理性直观”、“实验”、“证明”、“反驳”等一类的训练。对于一般的人而言，由于缺乏这种专门的训练，因此也就不能够发现或提供真正的知识。由此，知识的生产或科学事业成为一种有着严格行为规定和“排他性”的“现代专业”。这即是说，知识的增长或科学的进步是在各个专业或各个学科领域内完成的，是一种专业不断分化的过程。笛卡尔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棵人类“知识之树”：人类知识越发展，这棵知识之树也就越枝繁叶茂。（四）人类知识的增长或进步需要一个“稳固的基础”，对这个基础的寻求被看成是哲学认识论的主要任务。近代以来，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对这个基础的看法不同。经验主义者认为是“自然”或“经验”，理性主义者认为是“（理性）直觉”或“先验的范畴”。无论如何，知识大厦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固的、毋须质疑和普遍接纳的基础之上，因为无论是经验的知识或是理性的知识，其真理性都是需要证实或证明的。而用于证实或证明的知识或方法本身也是需要证明的。这样一来，只有找到那些本身不需要被证实或证明，或者说本身是“自明的”知识或方法才能遏制这种无限退步和恶性循环，从而使人类知识大厦的建立成为可能。（五）人类知识的增长是一种“个体的”认识过程。社会文化的因素被看成是一种这种认识过程中的“干扰”因素，是导致“无知”或“谬误”的根源。知识被看成是独立于社会的个体精神活动的产品，是个人的天赋、智慧、责任以及辛勤劳动的结晶。知识的增长是一种不受任何社会文化影响的个体过程，新的知识总是与一个个伟大的名字分不开。 ??? 几百年来，这些观念已经通过种种途径渗透到日常的知识生活（包括学习和教育）之中，成为现代人们有关知识增长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性认识。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科学史或人类知识进步的历史被叙述为不断地剔除错误、获得真理、解开世界秘密的过程；科学家或知识分子的成长也越来越依赖于专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