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体话语方式中的自我显现.docVIP

“我们”体话语方式中的自我显现 ———论“第四种剧本”中集体意志与个性意识的交融 黄 寒 冰 摘要：本文将“第四种剧本”置于1950年代的“我们”体话语方式中进行考察，从集体意志的体现、个性意识的张扬、人文精神的显现等方面，论述“第四种剧本”中个性意识与集体意志的交融，认为“第四种剧本”的创作是“我们”体话语方式中的自我显现，对研究建国十七年戏剧现象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关键词：“第四种剧本”、“我们”体话语、集体意志、个性意识、人文精神 Self-Display in “We” Mode Discourse 棗On the Blending of consciousness of collective will with individuality of 进“the Fourth Script”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th Script” in “We” mode discourse of 1950s. The blending of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ity with collective will of “the Fourth Script”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ctive will, individuality and humanism.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urth Script” is a way of self-displaying in “We” mode discours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in studying the dramatic phenomenon in the first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 China. Key words: “the Fourth Script”; “We” Mode Discourse; Collective Will;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ity; Humanism “第四种剧本”通常指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的《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剧本，得名于黎弘（即剧作家刘川）的一篇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在此文章中，黎弘认为：“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呼吁剧作家打破戏剧创作的条条框框，突破双方“斗争”的情节模式和人物描写的简单手法，不以人物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地位确定人物的思想，而是深入到现实生活，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触摸人的心灵，创作“工、农、兵”之外的“第四种剧本”。“第四种剧本”的创作既是“我们”体话语方式下集体意志的体现，又蕴含个性意识的张扬，更显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 一、“我们”体话语方式的确立：集体意志对个体意识的改造 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就大声疾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呼唤对“人”的尊重、爱护，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要求在创作实践中熔铸人文精神，批判一切压抑人性戕害心灵的事物。周作人等人在自己的言论中充分地肯定“人”的个体价值，“个体”不再消溶在社会、国家、或民族的“类” 之中，而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受到尊重，鲁迅《伤逝》中子君所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成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低潮之后，从西方引进的现实主义很快被革命文学所改造，被冠以“革命的”现实主义。自理论倡导起，“革命”的现实主义就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是一种无产阶级性质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目标不是某个个体可以完成的，必须依靠“群”的力量，革命文学的作家们也具有趋向集体化的群体自觉，作家总会将自己“群”的特征，即“阶级背景”，带入创作实践中，使作品中的意义主题、人物性格、属性立场呈现出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共同价值取向，透露出集体的面影，“谁在说话”、“为谁说话”的阶级立场要求作家抛弃自我，投身集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与和政治信仰的完全契合是有一定困难的，艺术创作与个人的审美情趣、艺术经验有关，需要个人体验的积极参与，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历程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个人经验越来越显示出与时代精神同构的局面。 随着1949年革命的胜利，以集体姿态进入叙事的话语方式迅速向全国、全民推进。在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这样的即兴发言：“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