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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问责，还是人大代表问责 口 蒋 政 问责制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普通法律应当迅速而严格地跟 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人大的问责应当是一种最严 进。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法律后果是一部 厉和最根本的问责方式，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但是 法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宪法也应当给予规 这种问责究竟是人大的问责还是人大代表的问责， 定，至少提出一些总的原则。有评论者批评海南省 则不无疑问与争论。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民 临高县人大运用责成检讨的案例的时候也深刻地指 主问责的运作模式 ，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 出：“如果县政府的报告第三次被否决，充其量只是 分管领导到会检讨而已，而检讨从严格意义上讲，只 是一种道德范畴的责任形式……除此之外，并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蒋劲松先生对此提出批评，认为 蒋劲松先生把问责区分为政党问责、行政问责 此种观点是 “过于狭隘了”，认为 “检讨”应当被包含 与代议制问责三个大的类型，并指出这三种问责各 在 “不利后果”之中了[21。我认为，蒋劲松先生可能误 有其作用的范围；既然现代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 解了批评者的意思。批评者指出的是 “检讨”不是法 那么代议制问责必然就居于重要的地位 l。这对于 律规定的刚性后果 ，而只是一种政治妥协和协调。 ． 我国目前对政党问责和行政问责寄予过大的期望、 这个领导可能同意进行这样的协调，那个领导如果 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代议制问责是一个很好的 “常 比较强势，他可能就拒绝这样的协调。正因为如此， 识回归”。 我们说检讨并不是一种法律责任 ，而是一种道德 自 我国宪法在代议制问责的问题上 ，最大的问题 律。道德自律是不可靠的，而且约束力十分有限。 是缺乏明确的问责法律效果。行政问责与政党问责 代议制问责实际上是问责之母。行政问责与政 都可能直接影响行为人的政治生命 ，而人大问责则 党问责实际上都是对于科层制组织内部的上级领导 虚化成了一种道德伦理责任 ，缺乏明确的法律后 的负责，它并不直接地对人民负责。理论上说，政党 果。在文本上我们可以读到：“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 与行政体系都应当对人民负责；但是如果缺乏有效 责答复”(第七十三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 的制度约束 ，这样的 “应当”不一定能够转化成现 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 实。而要把政党问责与行政问责转化成真正的对人 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一条)；等等。但是对 民负责，人大问责就是必不可少的。 于受质询的机关拒绝答复或者答复不能令质询者满 意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却始终缺乏规定。 当然，人们可以辩解说，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不可能对方方面面都作出仔细的规定，这样的法律 关于人大代表究竟应当代表谁的问题一直有争 后果应当由其他的普通法律进行规定。这样的辩解 议。一种观点认为人大代表当然代表人民。可是人 人《大研究)2olo年第4期 (总第220期) 一15— 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你凭什么说一个观点代表 把社会分歧摆到台面一h来 ，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解 了人民而另一个观点就不是呢?这是一个麻烦的事 决争议。要是法律框架不提供合法地、和平地、理性 情。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规则来确定 “什么是人民 地凸显争议和解决争议的平台，人们就会走上街头， 的利益”，社会的强势集团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声 用街头政治和暴力来解决争议。 称为人民的利益来强迫人大接受。任何人如果不接 受这样的观点就是 “危害人民的利益”。这样一来 ， 人大被架空了，专制与暴政的大门就开启了。一个 典型的案例是，安徽省霍邱县人大批准该县县政府 在代议制问责问题上，我们的人大制度确实陷 的一个方案，决定用6亿元对该县的企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