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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方向 李成贵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关于三农问题的严峻事实，已有众多的描述性文献，几乎俯拾皆是。其中，《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起了空前的反响，据作者陈桂棣称该书盗印数估计超过了700万册。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称其是“最真切的乡村现状备忘录”，是“关于乡村的正确资讯”，“揭发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农民的令人惊骇的苦难。”此外，安迪·罗思曼《中国的农村危机》和郭岩华《内陆农村：中国下世纪的最终之敌》，也揭露了中国农村的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这些描述揭露的是局部农村的事像，或有选择地罗列了阴暗的一面，因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农村的全貌，甚至影响了性质的判断。在我看来，看待中国三农问题，需要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时间上要看到二十年多来衣食住行巨大的变化，看到农村的进步；空间上，要看到有些地方非常穷，有些农民家徒四壁，温饱尚未解决，也要看到另一些地方已经是楼上落下、电灯电话，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这样看问题，看到的就不是漆黑一片，也就不致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否认三农问题严峻的现实。对此，本人（2004）曾经从农民收入低迷、农村社会事业落后以及农民权利缺失等几个方面，做过专门的表述，并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农民曾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结果基本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第二，三农问题至于今日之困境，不仅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导致了社会不稳定；而且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在国际上，一般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才会形成买方市场。我国人均不到1000美元就形成买方市场，主要原因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太低。我国的GDP持续快速增长，但目前GDP的构成已经严重畸形，投资率超过了50%，对外贸的依存度也超过了50%，消费支撑明显不足，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从政策文本上看，无论在政统上还是道统上都与农民有极深渊源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利益一直也是念念不忘的。比如，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此后的20多年，强调农业重要性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俯拾即是，及至今日强调到了言尽其辞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与古代的重农言论也已相差不远。但为什么还出现了类似汉儒晁错在《论贵粟疏》所说的“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需要对其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限于篇幅，同时为了避免重复旧话，对上述问题存而不论，着重是探讨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方向，目的是在有关与此众多发言中，提供一份较为集约和深度的个人思考。 一、从城乡分割统治到城乡协同治理 1982-1986年，为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中共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时隔18年后，2004年中共中央再次颁发了以农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其一揽子政策安排，对扭转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严峻局面已经产生了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基础和机制性因素起作用，仅仅靠善政养民，终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给农民补贴不如给政策，给政策不如给权益，根本的出路是要农民能够参与协同治理。 事实上，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的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农民缺少治理权利的结果。在二元结构下，农民在政治上被过度控制，在经济上被过度提取，结果只能是处于不断的相对贫穷之中。众所周知，我国农村传统上是个自治的社会，有一整套维系自治体运转的规则和机制，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在农村建立了基层政权，甚至把党支部建立在村级之上，由此在广大农村传统的自治体外又建立了一个政权实体，甚至在人民公社时期一度使有数千年的农民自治传统彻底分崩离析，每个农民都成了庞大的政治肌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完全改变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广大农民曾经“交了粮，自由王”，但在政权深度进入农村后，他们的自由便越来越少。最近10多年，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二者经常陷入冲突之中，后者对前者的控制仍然是常态，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