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选运动.docVIP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选运动 巩瑞波 （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鉴于边区人民民主意识严重缺乏，陕甘宁边区政府自建立起，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政权建设和民主选举运动。尤其对于乡选，边区政府更是完全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开展了扎实到位的宣传动员工作，采取了灵活有效的选举办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边区乡选的理论和实践促进了边区民主政权的建设，激发了人民的参政热情。更重要的是：它开了中国草根民主的先河，对解决现在我国农村面临的直选困境和民主建设问题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选运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选运动是边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中相当成功的一部分，不仅动员了民众，开启了民智，而且积累了丰富的选举经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以边区乡选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著却颇为鲜见，仅仅在蔡素星《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及其对农村选举的历史启迪》、王建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政权建设述论2]( P202)选举前，边区政府又多次提醒“各级党委对于选举运动的领导，首先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乡的选举中。”[3](P204)1941年普选时，边区政府又“把乡市民主工作提高到了民主政治的第一位”[4]。1945年进一步提出：“选举方针的贯彻，关键在于乡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边区政府对于乡选，无论是从政策法规的制定到选举前的准备工作，还是从选举过程到选举后的总结工作都一丝不苟，因此，边区每次乡选的成效都非常显著。 一、边区乡选的理论依据 为了规范选举，使选举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选举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法规同时也是边区乡选的主要法律依据。 1937年4月，依据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的“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的精神，西北办事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对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研究之后，于5月12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条例明确提出了“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原则。其中，“普遍”是指选举人的资格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抗日的各阶级和阶层，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乃至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人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显然，这一原则中已经包含了不分阶级的含义。它同工农苏维埃时期只给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举有明显的区别；“直接”是指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议员都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它改变了工农苏维埃时期的间接选举的方式，也区别于其它层级选举方法和上级委派制等一切不利于民主的选举制。保证了选民更直接地行使民主权利，有利于调动选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选民与代表之间的相互负责与监督；“平等”即选民“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之区别”[5](P53)都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而且每个选民都有投票权，且效力一样。这一规定保证了更多人更多阶层参加选举、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完全有别于当时苏联的工农票不平等的做法，也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记名，亦称“秘密”，是指选民在选票上只写出被选人的姓名，而不写自己的姓名。这不但保证了选民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举的权利，而且可以防止选举人的打击、报复，确保了选民的安全和选举的顺利进行。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民权主义条例中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条例》及《组织刚要》的内容。 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各级政府在政权中施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6](P750)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又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示中强调：“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7](P411)， 并且说明：“‘三三制’不仅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8](P67)。自此，“三三制”开始在乡级政府中施行。1941年5月中共中央边区局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着重阐明了在当时贯彻“三三制”的重要性，同时告诫各级政府：“关于‘三三制’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实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字。”[9](P189)纲领还对选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预见和规定，使“三三制”精神在以后的选举中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这不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对于党外有威望或能办事的人，都尽量保证当选”[10](P53)。 1941年11月边区政府修正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其中第十六条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