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态度 基于社会网络研究.docVIP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靳小怡 任峰 悦中山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是促使农民工婚恋观念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观念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反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观念更趋传统。农民工在“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变化促进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但也有可能加剧“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发生。 1 研究背景 在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婚姻家庭观念将逐渐摆脱传统家庭的控制，个人价值和幸福开始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W.J.古德，1998)。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统两性模式，也将逐渐被打破，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人们将有更多的选择(李银河，1991)。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人的婚姻观越来越多元化，对“不婚”、“闪婚”和“隐婚”等现象已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谢小亮，2005)，在婚前性关系、非婚同居、婚外恋等问题上也开始表现得较为开放和宽容(袁阳，2005)。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农村婚恋观念的主流文化，择偶观念、生育观念和传统的贞操伦理观念均发生重大变迁，但同时在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一些传统特征还是保留了下来，其现代性还不如城市(郭显举，1995；王跃生，2002；杨秀莲，2005)。外出务工使农民工的生活场域从传统的农村迅速地转换为工业化大都市，其恋爱观、择偶观、婚姻家庭观会在城市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下发生改变(风笑天，2006)。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和行为取向影响显著，已有研究表明，部分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已经突破传统观念(陈印陶，1997)，处于婚育年龄高峰的外出打工青年中较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现象(风笑天，2006)。因此，深入研究农民工的婚恋观，对于了解农民工的婚恋需求和行为、有效控制婚外和计划外生育、提高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水平、保护女性农民工和婚外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社会的婚姻家庭稳定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其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得以重新构建，并对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视角是一种更容易走进农民工特殊生活的范式(渠敬东，2001)。国际移民研究和国内移民(主要是农民工)的研究都指出，社会网络对移民来说其作用至关重要，是移民流动迁移行为发生的重要支撑和主要渠道(Masseyetal1,1998；王春光，2003；王毅杰和童星，2004)；农民工借由社会网络获取其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来解决求职、居住等困难，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从而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Masseyetal,1987；曹子玮，2003；李树茁等，2007a，2007b)。国内外有关流动迁移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生育控制行为的研究发现，流动后与社会网络成员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有助于流动人口理想婚龄的上升、生育控制行为从不避孕向避孕、从传统控制方法向现代控制方法的转变，表明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人际互动对于流动人口观念与行为变迁的影响(杨绪松等，2005；靳小怡等，2005；Bongaarts and Watkins,1996； Friedkin,1997； Eklund,1999； Kohleretal1,2001)(Carrington, 1988；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Friedkin, 1997；Kohler et al·, 2001；Montgom- 式(1)中：Ii为第i个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分为“十分亲密、比较亲密、一般、不太亲密和很不亲密”五个等级，并分别赋值5、4、3、2和1；Ai为第i个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的态度，分为非常反对、反对、无所谓、赞成和非常赞成，分别赋值-2、-1、0、1和2，n为网络成员数。回归分析中，将网络成员对未婚先孕(婚外恋)态度的总影响效应划分为无效应(总效应值为零)、正效应(总效应值大于零)和负效应(总效应值小于零)三类，以无效应为基准变量。 (2)社会融合因素 社会融合因素包括流动时间、居住环境、当地方言掌握程度和是否受过歧视。流动时间即从初次打工的时点到调查时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分为三类：与深圳人居住、相对独立的外来人口聚居地、以及同深圳市民与外地人的混合居住区。方言掌握程度分为“听不懂”、“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