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变动.docVIP

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变动的个案分析 王先明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形凋敝”，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实现其改造农村，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内容之一。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其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差异甚大，因而各地土地改革进程与特征也不尽相同。晋绥边区既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前后方的交通要道，是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试验场。”本文拟以晋绥边区土地关系的变革为切入口，进行乡村社会的个案分析，以展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实况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改革、发展所做得努力与试验，并力求揭示（隐含于个案之中）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向与时代特征。 一 晋绥边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状况，是中共抗日民主政权从事农村社会改革、调整土地关系，并具体落实自己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根据调查统计（ 1941年晋绥区十八县百余行政村、近千个自然村的统计），该区占人口总数2.85%的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14.6%；5.5%的富农,占土地12.5%；31.6%的中农，占土地的45%；而51%的贫农，只占土地的25.5%。就土地集中和阶级结构的分化状况来看，比之于华南、华中各省的统计，即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70%以上土地的状况，区域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这一地区受外界社会变动影响较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形态，居民与外界往来甚少”。“因此一般说还保持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原貌，”其传统社会经济与结构特点是： 1，乡村社会经济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没有大地主，但土地集中趋向也非常明显。据兴县、河曲、保德、宁武四县十七个自然村调查，“地主出租自己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富农出租三分之一”“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发生着租佃关系。”以土地为纽带，乡村的主要社会关系结构表现为租佃关系（地主与佃农）、雇佣关系（富农与雇农）与协作关系（自耕农与自耕农等）。当地的地租率水地、平地最高达60-70%，山地稍低，但平均也在30-40%之间。 “农民收获中之很大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自己只能维持半饥饿状态。”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化，“愈益需求高利贷的救济”，因而农民的负债率很高。据定襄东力等五村调查，负债农户已占总户数的70%，如表1： 表1：山西定襄东力等五村农户负债数量表1 村 名 农户总数 负债农户 百分数% 东力村 智 村 南王村 史家岗 神山村 132 213 187 67 143 89 187 123 51 97 66.66 87.79 65.77 76.12 67.83 故此，“农民愈不能不屈服于更苛刻的条件之下”，2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2，家庭农场规模不大，经营水平和生产技术极为低下。据兴县26个行政村7142家农户的调查，一般农民的农场状况如表2：3 表2： 农民家庭经营规模 阶层 每户平均所有地 平均每户租入地 平均每户租出地 平均每户农场面积 富农 213 6.3 48 171.3 中农 76.5 28.5 8.1 96.9 贫农 38.4 15.9 0.54 53.76 雇农 7.8 3.9 0.45 11.25 单纯从地亩数量看,平均每户的农场面积也是相当可观的，事实上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生产能力却很低下。第一，每户所有地中包含了一部分荒地，而且兴县山地土质脊薄，十亩地的收入尚不及平原地的一亩。第二，从耕种畜力来看，地主平均每户有牲畜为1.5头，富农为1.25头,中农为0.86头,贫农则四户才达1头。家庭农场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经营方式也是落后，直到今天为止，他们的耕作器具主要还是用手扶单犁，犁头甚小，只能入土五六寸深。”4对于多数自耕农而言，“得不到畜力底供给的，还占经营者底多数。例如由四五个人协力，共挽一架犁耕地的，是可以见到不少的”。5 3，土地价格波动较大，地权关系持续变动，并且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形成了相反的土地转移流向。战前晋绥边区的土地呈现集中化趋向，“土地日益从贫苦农民之手，向地主富农方向转移。”但战争爆发后，“富者逃之夭夭，无暇顾及集积土地，一时地价大跌，”土地开始向农民阶层转移。据1941年兴（县）、临（县）、忻（县）、保（德）四县村庄的抽样调查，出卖土地户数中，地主富农占77.9%，中农占14.3%，贫农占7.5%；而买地户数则地主富农只占10.%，而中农贫农却占到86.3%。6乡村土地关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