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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弊端 　　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一向把犯罪客体定义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并把这一犯罪客体视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刑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表明并且还将继续表明，这一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弊端。笔者曾就这一犯罪客体理论所存在的弊端，专门撰写过一文《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缺陷》，（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对这一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根据的选择错误、对它的现实存在和构成功能的理解错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理论在我国刑法学体系中已日长时久，根深蒂固，我们不从更深的层次多侧面地揭示它的原因所致和弊端所在，很难很快地结束它的存在。一张白纸，可画美丽图画，然一旦先涂上糟糕之作，欲除旧布新，恐非易事。一块平地，可建宏伟大厦，然一旦先建棚棚架架，必先清理场地，扫除废墟。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呼唤，科学刑法理论的任务已经昭示，即使化上一定代价，也得要为科学刑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不可否认，我国刑法理论目前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混乱和众多的瑕疵。而放下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理论包袱，压挤没有多少理论价值的学术泡沫，将是我国刑法学界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揭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弊端，以期正本清源，除旧布新。 　　一、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着犯罪客体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混淆 　　法律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刑法就是如此。推开人类刑法史殿堂的大门，追寻刑法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刑法不外乎是社会中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政党夺取政权，形成统治秩序后，为了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统治和维护自己控制领域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用以削平反抗、制止混乱、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一种强力武器。任何刑事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必定要从自己已有的统治关系出发，巩固和维护为统治者所认可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刑法的制定和适用就是为了保护现有既存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社会利益。在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始终处于特殊的保障法的地位。刑事立法者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有哪些犯罪，用以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利益，一切都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把保护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规定统治关系、对统治者有利的社会利益作为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中蕴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是共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党由激烈的社会对立、社会对抗开始转向彼此能够互相容忍、互相协调、和平共处的时代，刑法中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必定逐渐分离，刑法的政治需要功能为主的倾向必然开始向法律公正功能为主的倾向倾斜。一部人类刑法发展史的轨迹清楚地反映着这一过程的演变。 　　刑法本来蕴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相互关系，能否简单地移植到犯罪客体中？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作了大胆的尝试。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来源于前苏联的刑法理论。而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正好处于阶级对立、对抗的历史阶段。于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刑法体系中的犯罪的客体”（注：［苏］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的理论开始问世。既然在当时， 刑法被视为是阶级利益的反映，设立一个犯罪客体的形式并把它视为是阶级利益的载体，就成了最好的选择。然而，前苏联的刑法理论设立犯罪客体时，一开始就把它纳入到犯罪构成结构中，把它视为最能够说明犯罪政治性质的依据。当犯罪客体被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后，即使一个最轻微的犯罪，也被视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害。因为“无论是具体犯罪的任何客体，它们都与作为一般客体的社会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而且在逻辑上和实际上也都是并列的。”（注：［苏］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页。 ）传统的犯罪客体一开始就担负着说明犯罪政治性质的政治任务，体现着它的政治功能所在。然而，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这里犯了一个结论性的错误，即某种行为是否要被确定为犯罪在刑事立法上总是由于政治的需要，而根据政治需要在刑法中确定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后，某种行为在刑事司法中能否构成犯罪是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不直接来源于政治需要。法律可以随着政治的需要而随时发生变化，但刑事司法不能、也不应跨越法律的规定直接随着政治的需要发生变化。如果在刑事司法中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来源于政治需要，那么，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即使容纳了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的犯罪构成，只要其在法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