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女性叙事话语演变.pdfVIP

刖 舌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以其蓬勃的发展势头，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 热点之一。对于如何界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如何看待女性文学的现状 及其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无意于就此匆忙地下结论，而试图通过对女性文本细读的方式 梳理、描述新时期女性叙事所走过的轨迹。 当然，为了行文的方便，仍有必要对本文所指的“女性叙事”做一 个大致的界定。在我看来。无论出自何种原因，女性叙事更多是女性关 涉自身的叙事，是女性从女性视角出发，表达她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关 系的认知与体验的叙事，是更具作者内在心灵质感的叙事，是更具情感 的力量和诗意的氛围的叙事。一如王安忆所指出的“抑或是由于社会性 的原因，抑或更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女人比男人更善于体验自己的心 情感受，也更重视自己的心情感受。所以她们的个人意识要比男人们更 强……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和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 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些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 其宗。她们淋漓尽致地表达这个人的一切，使作品呈现出鲜明而各不相 同的世界观、哲学观、情感与风范。”[1]这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 于历史。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是从叛离家庭、父亲始，才作为一个精神 性别浮出历史地表的，然而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觉醒的女性身后，却是 一片随时可能将她们拉回去的历史黑洞，因此女性浮出地表之后面对的 是一个认识自身、建构自身的艰难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救亡启蒙的现 代性进程同时展开，却一再为后者所遮盖甚至阻断。而五四这个弑父的 时代虽为女性提供了解放的契机，新女性却发现自己面对着现实与话语 的困境，她们既不能以已觉醒的自我与新的父性象征秩序保持完全的一 致，又不能抽身而退，因为那似乎就等于向旧女性认同。建国后的文艺 传统更将女性置于中性或无性的失语境地。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中出现的女人形象，早已被刻意抽去了一切性别意味，而只是父性象征 秩序中的一个符号性存在，作为“党的女儿”，性别是不重要的甚至是 要刻意回避的，重要的是叙事是对父性象征秩序的认同与证明，女性(无 性)的存在只是为了复现父的权威与意义。这种稳固的叙事模式，或者 说性别关系模式，如果说还算得上的话，无疑杜绝了任何性别觉醒的可 能性，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父性象征秩序／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新 时期女性文学起步之初，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片女性的沉沦。“这种在女 性性别自我成型并形成自己传统之后出现，并淹没了女性话语的话语， 对女性精神解放的潮流实现了一场全面倒灌，一直倒灌至性别概念萌生 之前。”[2]在某种意义上，女性叙事更多地关涉自身既是一种历史的局 限，又是性别觉醒的起点。 有论者认为人类的基本故事有三种，其中一种是人如何发现并认识 自身的故事，我愿意把女性叙事看作是女性认知自身及成为自身的叙 事。它是一种探索性的叙事，它是女性从自身出发对女性与世界关系的 探索、认知、思考、体验的表达。当然，对于每～个写作者来说，写作 都是一种认识和成长，但这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其重要。“任何一个言 谈都将生活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表述了新的东西，而且将这一新的 内容引入了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言谈都具有历史 性。”[3]『F是由于话语与行为问的相互推动使得话语主体一步又一步从 “非人”向“人”靠近，从“符号的人”向“社会的人”靠近，从“社 会的人”向“性别的人”靠近。经由写作，女性成为言说的主体，并逐 渐拥有自己的迥异于男性的话语系统，而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且，经 由写作，女性以其真正自我的因而是颠覆性的经验的话语表达，不懈地 冲击并改变着男权中心文化所设定的性别秩序。 本文通过对新时期女性叙事作品的细读与分析，认为新时期女性叙 事的演变具有以下特点： 新时期女性叙事话语的演变渗透着女性解放的乌托邦冲动，然而， 产生这种乌托邦冲动的社会历史特定语境，同时也构成了对这种乌托邦 冲动的限制，女性叙事正是在这二者的张力场中得以展_丌，由此构成了 女性叙事建构乌托邦与解构乌托邦的悖论情境。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变 迁，个体经验的差异，这一乌托邦冲动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女性对自身身 份的不同诉求，作为对一种理念化、消泯性别的社会历史叙事的反拔， 这种诉求可以描述为一个不断向感性、非理性回落的过程。这种诉求的 演变可大致划分为两种范型：寻求性别平等与发现、确认性别差异。 这两种范式往往是交替发展，相互渗透的。 由于对自身认知的不断变化，新时期女性叙事策略也发生着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