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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博弈与管制均衡 陈富良 摘要：在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理论的框架下，管制机构的结构、管制者对管制权的争夺，以及管制权所受到的法律约束，在供给层面上影响着管制制度。被管制者之间进入市场瓜分租金的博弈，在需求层面上影响着管制制度。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的互动，合谋、收买，与公共权力的寻租，则直接影响着管制制度的均衡。 关键词：政府管制，利益集团，管制均衡 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利益集团的互动影响着管制制度的均衡。史普博（1999，第85页）指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涉及到管制机构、消费者、企业之间直接的和间接的互动关系。直接互动关系通过公开听证和规则制定过程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生；间接互动关系则是指消费者和企业利益集团企图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渠道影响管制决策的活动。要理解管制市场上消费者、企业和管制机构之间的这两种互动关系，需要对行政法作一番考察。而我们的讨论侧重于针对管制者之间、被管制者之间、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不涉及消费者集团，或者说，在中国政府管制制度的均衡中，消费者的地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就象奥尔森（1995，第191页）所称的被人遗忘的、忍气吞声的集团。尽管在从2001年7月起实行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中规定、价格听证实践中也已有消费者的参与，但分散的消费者所起的作用仍是相当有限的。 一、利益集团理论与寻租理论 按照政府管制的部门利益理论，政府对某个产业的管制从设计到实施都首先从被管制对象的利益出发，其隐含内容是，并非从公共利益出发。奥尔森（1995）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集团规模”命题：利益集团规模越小，其成员就越有积极性采取某种手段去影响政府的管制。施蒂格勒（1996，第210-241页）进一步认为，所有的管制安排同样由需求和供给决定，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进程往往为少数存在利益相关性的企业所左右。在上述理论前提下，佩尔兹曼（Peltzman，1976）和贝克尔（Becker，1983）分别建立并完善了“完全信息下的投票模型”，证明了一个重要命题：产业部门比消费者更有积极性去影响政府决策。近20年的利益集团实证理论发展基本可分为芝加哥学派（施蒂格勒、佩尔兹曼和贝克尔）和弗吉尼亚学派（托里森和图洛克）两大分支。我们把前者仍称为利益集团理论，把后者称为寻租理论。 利益集团，在西方政治学中，一般又被称为压力集团，它通常是指那些有某种共同的目标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有组织的实体。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集团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具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或增进他的个人利益。如工会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会会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协会谋求的是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卡特尔被认为是为其成员企业争取更高的价格。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谋求的是集团的共同利益，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命题的扩展。在这种理论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可以通过纯粹个人的、没有组织的个人行动来有效的增进他的个人利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没有组织的个人行动，要么根本无法增进个人利益，要么不能有效地增进共同利益。尤其当社会变得更复杂、更动态和当政府经常干预经济时，更提高了人们对集体行动的需求。于是，理性的经济人便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追求和实现他的共同利益要求。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个人不能通过他的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方福前，2000，第99-100页）。 然而，奥尔森（1995）对这一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身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1995，第2页）。之所以这样，奥尔森认为是因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向其全体成员提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或集体物品。这种集团利益的共有性意味着，任何单个成员为这种共同利益做出的贡献或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所分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集团的规模大小与其成员的个人行为和集团行动的效果密切相关。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主要是从需求角度来讨论政治行动或集团行动的问题，他把利益集团的寻利或寻租行为看作是一种需求行为。在奥尔森以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利益集团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有施蒂格勒、佩尔兹曼和贝克尔的理论，即施蒂格勒-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