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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新构造 ——评加藤雅信教授“三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 孙鹏 西南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动机/前提 　　内容提要: 传统的“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仅以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为规制对象，将效果意思形成前的诸因素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不利于表意人保护并有违正义与衡平。加藤雅信教授的“三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将民事法律行为归结为表示行为——效果意思——深层意思的三层构造，非常合理地确定了动机、前提事实、行为基础等深层意思内容对法律行为之影响力，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之理论缺陷，而且极大地发展了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论特别是意思表示瑕疵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看似完成度颇高的理论，但在对效果意思形成前的动机、前提事实等赋予何种法律意义这一问题上，又表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日本名古屋大学著名民法学者加藤雅信教授，以民事法律行为之典型——契约为中心，在深刻地剖析传统的“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使得民事法律行为的构造焕然一新，并极大地提升了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完成度，对深化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研究、完善民事法律行为之立法，也有莫大的参考价值。 　　一、传统的“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及其缓和的努力 　　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以表示行为及与此相对应的内心效果意思(即当事人意欲实现特定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的二层构造为前提，效果意思被作为意思表示的起点，只要效果意思客观存在，而且与通过表示行为表达于外的内容相吻合，民事法律行为就能有效成立。至于效果意思形成前当事人的某种动机与意图、影响效果意思内容的特定事实前提等，都被抛掷于民事法律行为框架之外，原则上不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客观而言，这种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构造论将重心置于表意人的效果意思、并以效果意思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源泉，确立并弘扬了体现自己决定权的私的自治原则。同时，排除效果意思形成前的诸因素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也使得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更为明确和稳定，并更容易为外界判断和识别，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安全和效率。 　　但对效果意思形成阶段的表意人的动机或意图，以及特定的事实前提全然不加考虑，有时又会严重地损害表意人利益并违反正义与衡平。于是，大陆法系诸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判例与学说，一方面维持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构造论，另一方面，也在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构造之外，发展出“动机错误论”、“前提理论”、“行为基础论”等，期图缓和“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之僵硬性，并克服该理论在价值与功能上的缺陷。但这些缓和理论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导致了法律概念上的混乱与迷失，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交易的安全与衡平。 　　根据日本判例和学说中的“动机错误论”，虽然动机存在于效果意思的形成阶段，动机的错误未必导致效果意思的欠缺，但若动机表示于外、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 [1];或者对方当事人对动机错误存在认识或预见上的可能，则动机错误转化为一般的意思表示错误 [2]，将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影响。然而，通过动机之“表示”以及对动机错误的“认识可能性”将动机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该保护范围可能过于宽泛，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合理性。例如，甲收集到某地段将修建高速公路的情报，打算在该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建加油站，为此购入位于该处的乙之土地，但事实上该地段并无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或者甲女误以为能和丙结婚，为准备结婚在乙家具店购入大量家具，而丙根本无与甲结婚的意愿。此刻，甲仅仅是为自身的利益追求而购买土地，而追求利益必然伴随着风险，本着风险与利益同在之原则，虽然甲已将动机表示于外，似乎也没有理由使乙负担因甲的错误主张而导致的不利益。甲女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和丙结婚并购入家具，尽管甲女的处遇非常令人同情，但这毕竟属于其个人私事，与乙并无特别关联，即便乙有可能认识到甲女动机之错误，使其负担该错误产生的不利益也不近情理 [3]。总之，通过动机之“表示”或者相对人对表意人动机的“认识可能性”，将动机重新纳入法律评价视野的“动机错误论”，不当地提高了动机在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与影响，其本旨为克服“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之理论欠缺，结果却背离了该理论的基本方向。 　　在德国，为抑制“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之弊害，也展开了多渠道的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温特夏伊德的“前提理论”和拉伦兹的“行为基础论”。温特夏伊德指出，对意思的自我限制，除了通常所谓的附条件、附期限外，还可以通过“前提”对意思进行限制，只不过“前提”对意思的限制程度尚达不到通过条件对意思进行限制之程度，受“前提”限制的意思表示相对于受条件限制的情形更为确实而已。例如，以嫁资形式进行的赠与，就是以婚约的存在为“前提”。如果“前提”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