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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中）摘要基于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文章在揭示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及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了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且其向上流动的动机也最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整体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尤以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为活跃，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呈现出倒U型流动轨迹的特征。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高、职业流动性越弱，而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1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