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docVIP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摘 要：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关键词：住房不平等；主观幸福感；区域差异；多层次模型 　　一、学术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普遍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27.1平方米。但伴随住房改革市场化的是住房不平等的不断扩大，不断扩大的住房不平等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住房不平等是否对人类生活终极目标——幸福产生影响呢？ 　　近年来，幸福研究不断深入。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却鲜有对住房如何影响国民主观幸福感这一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对于居民住房如何影响幸福感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研究指出，住房可以提高居民健康状况，提高居民的自信和个体安全感。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住房产权一旦通过借贷来获得则可能背负沉重的债务而造成身体或心理健康问题（Nettleton， 2000），或者一旦房价下跌也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进而影响其幸福感。拥有住房也可能限制居民的流动性和迁徙自由，降低其幸福感（Elsinga et al， 2005）。相对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学者们一致认同住房产权对于幸福感具有正向效应，认为住房可以抵御经济困难、得到收入回报，提供经济安全（李涛 等，2011；林江 等，2012），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住房对于居民幸福感具有独特的意义，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生活的满足感。房价上涨幅度对有房者、多房者和租房者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从上述研究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外对于这一研究课题主要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进行阐述，鲜有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于全面理解住房问题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另外，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个体层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住房不平等的区域差异。也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地区性差异，但多采取一般回归分析，将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变量分析（倪鹏飞 等，2012），有的则将宏观层面的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林江 等，2012），有的则忽视区域变量（李涛 等，2011），未能同时分析各个层次变量的效用及其交互作用，在分析方法上存在一定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GSS2005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市场转型中住房不平等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多层次模型的分析方法，在个体和区域两个层次上估计住房不平等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 　　（一）个体层次 　　居民住房不平等，包括了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和相对不平等。绝对不平等指的是居民对住房资源的客观占有情况，相对不平等是指居民自身状况与他人住房状况的比较。 　　住房绝对不平等，本文选取了住房数量、住房面积作为测量指标。林江等（2012）研究发现多房者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少房者。一些相关研究指出，住房条件的舒适（厅和卫生间）、住房居室数量有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种测量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随着中国城镇住房改革的深入，居民的住房条件普遍有了较大改善，大多家庭拥有厅和卫生间。仅仅从数量上来看差异不大，而住房的居室数量其实反映的是住房面积的大小，因此本文采用住房的建筑面积来测量住房条件。住房面积越大，越能改善家庭成员之间、代际之间的居住条件，扩大家庭成员活动空间，个人隐私得到较好保护，增强幸福感。但是住房面积跟收入一样，具有倒U型效应，随着住房面积的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同时，我们从实际的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个体的幸福感不仅仅与自己的住房绝对水平有关，由于存在攀比心理，幸福感也受其他人住房状况的影响。讨论住房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应该重视住房相对不平等的因素。本文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在个体层次上采用住房差距来测量，即是采用个体的住房建筑面积与地区人均建筑面积的比较进行测量。据以上的理论讨论和研究思路，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住房不平等影响了主观幸福感。 　　推论一：住房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推论二：住房面积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倒U型效应。 　　推论三：住房相对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效应。 　　第一层次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