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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因果关系下的渎职侵权犯罪归责问题研究 　　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务活动的特殊性、渎职侵权行为责任的分散性和模糊性以及渎职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认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多个渎职行为交织共同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即复杂因果关系下渎职侵权犯罪的归责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一、追溯、构建事实原因系统 　　因果关系所具有的单向递进性、本质性、必然性的特征，决定了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可以采取由果溯因的方法逆向寻找引起结果的原因。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则意味着在以结果为起点追溯原因时，不能因为找到一个原因就否定其他原因的存在，而是要在遵循客观、全面的基础上追溯、构建整个事实原因系统。这一系统应包含促成结果出现的一切积极因素。“导致结果发生的所有条件都是原因，而且都具有同等价值”。[1] 也就是说，在展开进一步分析之前，只要是促成结果出现的因素其在本质和价值上都是同等的，不可或缺的。不论分析何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均要认真考虑各种复杂情形，对因果关系做全面、深入分析，尽可能构建完整的事实原因系统。 　　判断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同样需要尽可能构建完整的事实原因系统。正如张明楷教授所归纳的“相当因果关系有两个特点：一是排除条件说中的不相当的情况，即以条件关系为基础，同时从法的观点将因果关系限定在日常生活经验上通常可能产生的范围内；二是以行为时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上的经验为标准判断是否具有相当性。”[2]即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最终是要建立在对于原因的筛选和关于相当性的价值衡量之上。而这种筛选与衡量显然不可能是毫无边际的、纯理论层面的考量，应该是以客观事实——完整的事实原因系统为基础的。事实原因系统越完备，关于原因的筛选就可能越准确，相当性的价值衡量则会更符合公平正义；反之，就可能形成较大的偏差。因此，准确判断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首要前提也是要尽可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事实原因系统。应当以危害后果为起点，沿着时间纬度全面、客观的追溯引起该危害结果的各种积极因素，分析这些外部因素的内在联系，做到尽可能符合过去客观事实的发展逻辑。其次才是依据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深层次分析具有刑法上意义的原因，从而排除不能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事实原因。 　　二、渎职侵权犯罪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 　　构建完整的渎职侵权犯罪事实原因系统是准确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一个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整个事实原因系统中的各个因素都是具有刑法价值的原因，这是由刑法研究因果关系的特殊目的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因果关系主要是为了研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单向递进的必然联系，从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并合理地加以运用。可见，哲学上研究因果关系要考虑各种因素。而刑法上研究因果关系则是通过分析具体因果关系，寻找的是对危害结果产生负有责任的一切因素，抽象出需要国家加以惩罚的行为，同时为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提供依据。主要关注的是刑法上主体的危害行为。换句话说，一个完整的事实原因系统所提供的是由各种性质因果关系交织在一起的逻辑严谨的因果关系网络，而判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尚需依据这一因果关系网络的逻辑规律，进一步分析犯罪主体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那么应该如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呢？刑法理论界针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先后形成了多种学说，具体分为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等。目前来看，“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传统上均以‘必要条件’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必要条件在大陆法系被称为‘condition sine qua none’，在普通法系被叫做‘若无—则不’规则（but-for rule）。”[3]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目前也是基本上采用“若无A就无B”的必要条件说，或者是对必要条件说加以一定修正”。 　　采取必要条件说在判断大多数案件时由于能够有效排除在因果关系判断上的非刑法因素，使得司法机关可以较为容易的认定因果关系，明确刑事责任，得出符合公平的结论。但是在针对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的案件时，特别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运用必要条件说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易形成无止境的因果链条，过于扩大刑法上原因的外延，导致刑罚处罚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另一方面，“若无A就无B”规则也可能导致本应确定的责任被消极排除。 　　因此在运用必要条件说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时还应考虑刑法关于渎职侵权犯罪的规定及“两高”司法解释，依据事前构建的事实因果关系网络中的逻辑规律作出相当性判断，进而认定哪些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因行为的违法性必须具有法的规定性 　　与自然犯罪不同，渎职侵权犯罪一般为法定犯罪，即通过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