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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摘要：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应由最下等的人来从事。他们的轻商观念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西欧社会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将商人的逐利行为斥为罪孽。商业由那些被认为下等的外来人或失去土地的流浪人来从事。但中世纪松散的社会结构又为商业留下了发展空间。商业经济的发展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并迎来了重商主义时代。开展海外贸易的商人赢得了尊敬，但国内贸易依然受歧视，因为重商主义并不“重商”，认为贸易是零和游戏。重商主义之后，轻商观念逐渐被消除。但西方形成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未使商业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西欧相比，中国的轻商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因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给商业的壮大留足空间。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合二为一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而中国没有形成如同西欧那样强大的商人阶层。 　　关键词：西欧；轻商；重商主义；零和游戏；国内贸易；抑商政策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7—0005—08 　　轻商思想在西方学界不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课题，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来自营销学界，专注于西方社会的“轻营销（Prejudice Against Marketing）”问题，缺少对西方轻商思想的整体考察。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西方相关问题的关注不多，一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但很少开展专门而系统的讨论。尤其是重商主义时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不存在轻商思想，因而对此缺少关注。但本文发现，重商主义并不“重商”。本文对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整体考察，并将其划分为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及其弱化、重商主义时代的轻商观念和重商主义之后的轻商思想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中国轻商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西方的轻商思想进行了比较，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启示。 　　一、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 　　西方的轻商思想同经济思想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认为商人属于最愚昧无知和微不足道的人，还责难“贸易使纯净的风俗腐败”。这种轻商思想在他的学生柏拉图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在规划其理想国的蓝图时，非常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性。他在《理想国》中说：“只要每个人……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但专业化同时带来了交易的困难，“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个人所制造的东西呢？……这种需要产生了一批店老板。那些常住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我们叫他店老板，或者小商人。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我们称为大商人”。可见，柏拉图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解释了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他同时认为：“这（商业）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在《法篇》第十一卷中，柏拉图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柏拉图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因而建议由奴隶或外国人来经商，反对本国公民从事本行业，他说：“如果有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卑贱的商业，那么他要为玷污高贵的血统而受到审判”。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商人弱小、唯利是图和卑贱，从而将其贬斥到社会的最低层。从柏拉图对商人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他对定价、促销、广告等营销行为的看法，他说：“在市场上无论出售什么货物，不能给同一样东西制定两种价格……卖方不能为了促销而赠送，也不能用誓言来保证货物的质量。违反这条法规，任何不小于三十岁的在场公民都可以法律的名义痛打发誓的人”。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继承了柏拉图对商人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了商人的剥削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农业、牧业、渔业和狩猎是值得称道的致富方式，它们“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称道的”。对于经商，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他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他还否定了商人的公民资格，认为：“城邦……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商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只有靠剥削，使他人蒙受损失，因此，市场交换行为也就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不能产生新的财富。这种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后长期存在，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专注于形式效用（form utility），而很少注意到交换效用（exchange utility）或占有效用（possession utility）的存在。古希腊先哲对待商人的态度逐渐形成了一种轻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深深渗透在西方主流学术思潮中，甚至对马克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