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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 　　摘 要 从中国千年科举制度利弊之争到百年“后科举社会”科举制度功过之争，其间正名与平反之声未有间断，观其变化与性质，略可分为意识性、开放性、系统性及实践性四阶段。再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以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为研究视角，不难发现社会精英――士子阶层心理素质与知识结构远离科学意识，存在东方思维模式的教育传统与现代科技发展的矛盾。 　　关键词 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天人合一；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3）02-046-05 　　收稿日期 2012-06-11 　　[作者简介] 范哗，男，云南昆明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考试研究。 　　一、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四阶段小议 　　科举制自隋唐初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其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显著增强，制度是非功过之争论，在科举时代便为朝廷所关注。唐至晚清，中国科举史历经六次著名科举存废之争，其影响既深亦远。 　　无论科举时代，亦或后科举时代，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声此起彼伏，未有间断。依广义概念而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史，自中唐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至刘海峰教授首创科举学，于正式意义上公开倡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再到对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未来发展之展望，可概述为四个阶段，现简述如下： 　　1.意识性阶段。自唐代宗宝应二年，中国发生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共经历了唐文宗时期进士科存废之争；宋神宗时期学校与科举之争、经术与文学之争；朱元璋时期科举与荐举反复之争，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与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以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虽发生于科举时代不同时期，但所争之事皆事关朝廷选才任贤、维护社会安定及国家统一之要务，终由最高统治者定夺。其间，科举制旋罢旋复，甚有长达34年未开科之事，但始终不断“加饰”而不废，细观其因，并非仅因废科举而别无良法美意替代之，实为科举选才机制中蕴含普世价值，是其于中国帝制后期始终不废之保障。 　　就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广义概念而论，虽未有直接提及正名与平反之词，但从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各自指导思想来看，其中确实暗含正名与平反的博弈之争。如唐代宗宝应二年科举存废之争，缘起科举制于唐高宗时加试诗赋，士子渐少研习《六经》《三史》，于投牒之中孕“露才扬己”的风尚引起，杨馆视科举为毁坏士子“言行敦实”之坏制，欲罢科举，采用察举之法，而翰林学士则以“进士行来已久，遂废之，恐失人业”为由，保进士科不废。依此可见，翰林学士所论，其实质是肯定进士科长久施行之成果的，并非认为进士科酿成的“露才扬己”之风有碍科举制度的存在，反以科举“遂废之”，则“恐失人业”之担心为由，婉言反对杨馆废科举之观点，实属为科举制客观存在必要性正名之言行。 　　朱元璋明洪武三年，特设科举以求治国贤才，连续三年开科后，却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但因科举废，所用察举选才法缺乏评选人才之客观准绳，选官多且滥，故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由此看出，朱元璋以所选多无治国能事之后生少年为由废科举，体现其认为科举制于人才选拔方面无利之观点，下诏“罢废科举不用”之举动，则为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最高统治集体否定科举之行为。然而，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恢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则为重新考察科举制作为人才选拔机制，其综合表现明显优于察举制之反思，其举之内在作用即为科举制平反。 　　科举史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暗含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意味最深的，当属乾隆三年舒赫?与鄂尔泰为代表的集团之间所发生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舒赫?明确指出“科举考试空疏无用，难以选拔人才，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礼部与鄂尔泰则极力主张“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并进一步认为“表、判、策论等考试问题于测验人才方面有特定价值”。此观点直接而鲜明地肯定了科举制度之良，并具一定唯物主义辨证性，相较前五次科举存废论争观点，其思想及内容更具客观价值。纵观科举史，此次科举存废论争，可被视为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在对科举制选才效用与制度优劣问题的探讨上，于“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前最后一次高层正面争锋与较量。 　　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科举保存派基本实现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但就其内涵而言，仅暗含于意识行为之中，始终未有公开倡导正名与平反之论，但此行为却又实存正名与平反之意，构成整个事件之中最为朴素的正名与平反内容。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科举史六次科举存废之争，属自觉意识下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争论，论争双方，皆难以意识到或主动意识到以制度正名与平反为其行为目的，论争双方行为充满阶级性，局限于阶级意识之下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