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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抢帽子”交易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规制 　　摘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证券交易活动日趋活跃，“抢帽子”、“老鼠仓”等证券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然而，纵观我国的证券法律，却没有“抢帽子”交易的明确规定。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现有案例和法律，对比国外相关规定，对“抢帽子”的法律性质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抢帽子”交易；定性；法律规制 　　一、“抢帽子”概述 　　（一）“抢帽子”的概念 　　“抢帽子”并不是严格的法律用语，而是对证券市场上某种违法行为的形象的称呼。早期的证券期货交易都是交易员在交易池内喊价交易，用手势加上高声喊叫来报价，于是那些日内短线炒作的交易员就要不停地举手报价，那情形就像一群人在伸手抢帽子一样（当然空中并没有帽子），所以就把日内短线交易的手法称为“抢帽子”。 　　目前社会上讨论比较热烈的“抢帽子”交易与早期的“抢帽子”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的“抢帽子”交易主要是指，证券公司、咨询机构等或者其研究人员，先行持有或者买入某些证券，再发布相关的报告，引起股价的波动，再卖出这些证券，从而获得收益的行为。 　　（二）“抢帽子”的成因 　　1.“抢帽子”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高额收益 　　证监会查处的“抢帽子”案件中，除了邓晓波、邓悉源亏损247万之外，其余皆为获益，如武汉新兰德获利735万，卢道军获益34.9万，叶志刚获益32.5万，汪建中获益1.25亿，远高于同期股票市场收益。 　　因此，当证券分析人员从事“抢帽子”能够获得高额的收益时，人性的贪婪很容易使其置职业道德不顾，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这与马克思所言资本“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颇为相似。 　　2.证券分析人员个人投资渠道不畅 　　我国《证券法》第43条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这导致证券分析人员等专业人员的个人投资渠道严重受限。当证券分析人员正常的投资需求被压抑时，他们就很有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从事“抢帽子”等违法行为。 　　3.“抢帽子”交易隐蔽，查处难度大 　　我国监管部门为了监控证券违法行为，要求证券从业人员上报本人及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码和证券账户。但这一措施并不能对“抢帽子”交易实施有效监控。现实中许多“抢帽子”操作十分隐蔽，行为人不仅不会使用自己及直系亲属的账户，连旁系亲属的账户也极少使用，往往是使用一些朋友或远房亲戚的账户，比如汪建中一案中使用家中保姆丈夫的身份证开户。2011年12月9日，证监会在通报余凯操纵市场案的新闻通气会上透漏，余凯不停变换证券账户所在营业部，涉案证券营业部分布于十余个城市。同时余凯等人不断变换通讯联系方式、办公地点和银行账户。对于此种情况，监管部门显然防不胜防，极难查处。 　　二、“抢帽子”交易的法律性质 　　上文已经分析，“抢帽子”的存在危害到了投资者、证券分析人员所在机构及整个行业的利益。因此，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打击“抢帽子”，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呼声十分强烈。而对“抢帽子”进行法律规制的前提是对“抢帽子”交易进行准确的定性，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关于“抢帽子”的法律性质，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抢帽子”属于内幕交易，有观点认为是市场操纵行为。下文将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对比国外相关规定，对“抢帽子”的法律性质进行深入探讨。 　　（一）我国执法及立法机关对“抢帽子”的定性 　　仍以目前影响最大的汪建中一案为例，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5月29日这段时间，北京首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向广大股民提供研究报告，影响力最大的在首放证券网上发布名为“掘金报告”的研究报告，并提供给多家主流财经网站和知名证券报纸转载。在多次成功预测后，北京首放的研究报告收到很多投资者的追捧，被投资者奉为“点金棒”。往往在“掘金报告”发布后，跟风操作。而广大股民不知的是，在北京首放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前，汪建中就已经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多个证券账户买入其报告所推荐的证券，并在咨询报告向社会公众发布后卖出该种证券，累计操作38只股票和权证达55次，买入金额52.6亿元，卖出53.86亿元，净获利1.26亿元。2008年10月23日，证监会对汪建中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共处罚款1.25亿元，并终身禁入证券市场。证监会还撤销北京首放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①显示了证监会严厉打击“抢帽子”的决心。 　　证监会认为：“汪建中利用其控制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向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