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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其实质是产业结构中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重构,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农转工的发生。事实表明,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实现农转工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农转工的身份以及相关的利益问题。所以,农转工过程中必然出现既有制度安排下的农转工的边缘化及二次边缘化问题。笔者认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实现实质性的保护农转工合法权益的根本方法是制度变革,要设立一种没有制度偏好和身份标识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农民工;农转工;边缘化;制度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经营基础,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民权益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由此失去了土地这条生存底线,生活保障成了一大忧患。因此,如何保护失地农民权益成了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从社会分工的一般规律讲,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农民自愿离开农业转向其他产业时才会产生产业结构的变化,但目前的农民失地不是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一种自发选择,而是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由于计划性的城市化推进,导致农民从农业产业中被动退出,农民并没有成为市民,加之转轨经济时期的制度瓶颈,失去作为生活基本保障的土地的农民的生活保障成为问题［1］。为了使所分析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先需要对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两个层次上的澄清,作为职业的概念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作为身份的概念是指户口属于农村而在农村集体中拥有土地的那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两个层次上的农民概念所指代的农民群体是一致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层次的概念开始出现差距,在农村非农化的过程中,职业开始多样化,于是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不一致,失地农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群体［2］。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性表现在:与传统的普通农民相比较,这个群体失去了作为生活依托的、作为生活最基本保障的土地;同时与城市居民相比较,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与传统农民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个群体还没有真正从农业产业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在目前状况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只是躯壳,其灵魂还在传统的农业平台上徘徊。所以,这个群体总是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边缘人,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层中出现的一个新阶层:农民工。这个阶层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享受充分的就业权,也不像留守在乡村的农民拥有土地保障,其不工不农的身份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工的形成及其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原因所致,探索农民工边缘化的制度成因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分工理论、产业配置与农民工的形成 (一)农民工现象是市场条件下农业内部的再次分工 农民工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进行分工的一次演化［3］。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农民工问题,因为,在当时施行的是严格控制人口在城乡间流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而市场经济要求按照效率最优的原则配置人力资源,所以,在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并且农民客观上有在乡城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愿望时,就产生了农民工。那么,农民工的出现是资源重构基础上的农业劳动力内部的又一次分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讨论分工,主要是指生产劳动的分工,认为分工创造效率的原因在于分工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熟练程度、节省了劳动时间和使生产过程机械化。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好处在于能够获得分工经济与专业化经济,从而得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专业化的不断深化在带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同时,也会由于分工层次的增加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构成了分工演进的基本约束。 (二)农民工产生的理论基础国外很多经济学家试图从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从而形成流民的机理,现代发展经济学中通过结构性流民来实现产业合理配置及其调整的基本模式有两个:一是刘易斯(A.Lewis)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托达罗(M.P.Todaro)的城乡移民模式。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唯一地取决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并且工资差距达到一定的比例时,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谋求新的职业。在这个理论中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并且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工作的转移劳动力都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工作［4］。为此,刘易斯给出了一个模型。按照模型中的分析前提,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使得生产规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