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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关键词]农村幼教事业；沿革；现状；策略 　　一、农村幼儿教育的沿革 　　(一)中国农村幼教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陶行知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1917年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热心于平民教育。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于是他号召“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经过考察，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经过调查，他发现了“工厂”和“农村”才是幼稚园的新大陆。1927年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年秋，他率领学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幼稚园，即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以后又创办了迈皋桥、晓庄、和平门等共5所中心幼稚园和上海工厂的劳工幼儿团。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期间，初步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生活教育理论指导下，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办成了生活化的幼稚园。其教育总目标是使幼儿具有健康的体魂、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将来成为新时代的创造者打好基础；将社会生活、自然现象、家乡土产、风土人情等都作为教材，全年按节期、气候、动物、植物、农事、儿童玩耍游戏、卫生等8项编制幼稚生的生活历，课题有香甜的土货点心、上等的废物材料、可爱的自然物、家乡的歌谣游戏等；采用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法，并借鉴陈鹤琴的单元教学法组织教学。此外，师生自己动手盖起了茅屋泥墙亭子式的园舍，既实用又美观，门前草地上有秋千、滑梯，陶行知亲自书写一幅门联：“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彼且为婴儿，与之为婴儿。”室外有小农场、小花园，当年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参观后，曾十分称赞地说：“啊!这些我在外国还没有看见过，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关于对农村幼稚园师资的培训，陶行知主张一方面以幼稚园为中心改造旧的幼稚师范教育；一方面用“艺友制”的方法来培养大批幼教师资，即用朋友之道、跟着师傅学徒的方式，在幼稚园里边学边干，学做幼稚园教师。他还十分重视开展农村幼稚教育的研究工作，于1929年成立了晓庄幼教研究会，讨论了农村儿童的心理、卫生、教育、师资培训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陶行知的学生出版了《晓庄幼稚教育》、《乡村幼儿团》、《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等专著，现均收入《陶行知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 　　综上所述，是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辟了中国农村幼教的道路。虽然南京郊区的这几所农村幼稚园随同晓庄学校被当局封闭而解散，但农村幼教并没有灭绝。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校长张雪门在北京郊区开办了“农村教育实验区”，区内设有农村幼稚园。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陈鹤琴率领师生在上海市郊和江苏金坛等地举办农村幼稚园。但这些仅是短暂、零星、昙花一现而已。陶行知点燃的中国农村幼教的星星之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燎原”。 　　(二)新中国的农村幼教事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教育必须着重为工农服务。发展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工业地区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学校及郊区农村(先取得经验以发展农村幼儿园)，主要解决工农劳动妇女对孩子的教养问题。在农村，适应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组的需要，成立临时托儿所，以亲邻相帮、换工看娃、个别寄托等多种形式解决子女寄托问题。据陕西省1952年统计：全省由农业互助组办起的农忙托儿所220个，抢娃组8827个，入托幼儿43971名。 　　1956年2月，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发出《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指出托儿所、幼儿园的发展方针是：应当按照“合理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同时根据需要与可能积极发展。在城市，提倡由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在农村提倡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教育行政部门在可能条件下办一些幼儿园，起示范作用。在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引下，调动了社会各方面举办幼儿园的力量，使幼儿园得到了逐年递增的发展。 　　1956年比1952年幼儿园增加3倍，入园幼儿增加2．5倍，其中民办园(主要是农村社会队举办的幼儿园)增加7倍，入园幼儿增加近5倍。 　　1958—1960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处于大跃进年代，幼儿园也一哄而起，混乱失控，盲目发展。1960年比1956年幼儿园增长42．4倍，入园幼儿增加27．1倍，其中民办园增长42．8倍，入园幼儿增加27．9倍。由于高校师生纷纷下乡办学，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农村幼儿园教材、农村幼教师资培训教材以及农村幼儿园办园经验汇编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