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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政治教育冲突理论探析_教育理论论文 关于德国政治教育冲突理论探析_教育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德国；政治教育；冲突理论 　　论文摘要：冲突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德国政治教育教学法的主要指导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冲突”为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的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在向青少年灌输基本政治知识和观念的基础上，更着眼于促进青少年对现实政治冲突的分析和理解，使他们能够理性地、积极地、有能力地参与未来社会政治生活。该理论还是联邦德国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政治教育思想理论，并深刻影响了之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理论热潮，它将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以“冲突”为核心概念的一整套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冲突理论对德国政治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并成为联邦政府所领导的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学校政治教育教学的基本指导理论。1968年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1]政治教育冲突理论及其教学法自诞生起，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时至今日依然广泛应用于德国政治教育实践。 　　 　　一、德国政治教育冲突理论产生的背景 　　政治教育冲突理论在德国的产生并迅速发展有其国际国内的特殊历史背景。 　　首先，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研究的兴起及其成果，奠定了政治教育冲突理论的理论基础。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反思的结果和对立物，社会冲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逐渐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早使用“冲突理论”这一术语的是科塞（LewisA.Coser），他对社会冲突对于群体的建立和维持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社会冲突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具有促进社会整合，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等“正”功能。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普遍存在性并对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流派——辩证冲突理论。该理论流派认为，社会具有辩证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静态的均衡性，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动态的冲突性；社会结构既有稳定性，又时刻处于变迁之中；社会系统既具有整合功能，但其各子系统又无时不处于相互冲突之中；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则往往建立在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的压制基础之上的；社会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是历史的推动力，等等。 　　社会冲突理论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冲突”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不再将其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并被引入其它众多学科领域研究当中。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都对冲突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关于冲突来源、过程、结果、影响因素以及冲突观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德国冲突政治教育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其次，20世纪50年代备受关注的政治教育“合作理论”不再适应新的德国社会现实。合作政治教育理论诞生于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着力于应对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与“不合作”态度。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政治教育就是引导人类合作的教育，国家权力、个人义务都不重要，人类合作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构建一种伙伴关系和合作，这种合作是个人以政治社会为目标的道德成长的沃土，谁反对它，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2]以特奥多·威廉（TheodorWilhelm）为代表的合作教育理论流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倡导构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群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为帮助民众逐渐摆脱战争阴影，构建“合作”、“和谐”的社会局面，促进国家的全面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恰恰也因“合作”政治教育自身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功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各群体、阶层、阶级之间的价值差异，忽视了对民众基本政治观念的重塑和建构。 　　同时，20世纪60年代，民主政治教育使得联邦德国的民众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对历史的反思也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反叛的一代”，越来越不满他们的上辈对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那段历史的消极态度，从而引发了严重的代际冲突。这场冲突甚至延伸到家庭内部，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勇于承担战争的罪责，并深刻反思纳粹统治这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另一方面，越南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愈发反感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他们进而把矛头指向国内现行的政治体制。1965年，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的越南战争，反对父母和教授等的权威，反对传统的婚姻和家庭道德观念。1967年5月，德国大学生为反对美国越南战争而进行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