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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研究报告 ——基于杭州市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调查分析 秦均平 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服务。它原本也应该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提供，以此体现国家治理的存在。但是相对于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不足仍是不争的事实。部分原因是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行偏向于城市的城乡二元体制有关。农村大部分公共产品由农户自筹资金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建设，政府仅给予一定限度的补贴。表面问题是城乡居民生活差距拉大。其实质是国家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造成了农民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缺失。与些此相联系,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公共服务缺少必要的基础条件，农村公共服务的机制和体制不够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开展城乡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发挥驻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社区群众性自助和互助服务，发展社区服务业”。党的十七大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有关精神，杭州市从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从2007年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和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本研究以杭州市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案例，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行初步研究。　 一、研究的背景和方案 （一）理论背景：以往研究的回顾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滕尼斯作为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类型学概念提出的，经由芝加哥学派及其他社区研究者的发展，演变成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也存在的、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社会互动和认同的居住生活空间。20世纪30年代社区概念和研究范式传入中国社会学界，它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对小社区的分析能透视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王铭铭，1997）。“社区”这一概念几经转译，至1955年就达94种之多（雷洁琼，2001），其核心所指是基本公认的，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相互依存的自发性的地域共同体。其主要特征有：民间性、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我国首先提出城市社区服务，进而推进社区建设，把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作为解决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满足城市居民各种需求、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实践结果表明，城市社区建设达到了预期目的，对完善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杭州市城市社区建设居全国前列，有多项经验在全国推广。相对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公共服务更为落后。探索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 公共服务是国家运用权力为了满足与社会上每个人都有利益关系的公共需求，体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偏好，为保障社会每个人最基本福祉所应从事的职责活动。公共服务的关键在于“公共”二字，这也是它与私人服务的区别所在。公共服务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性。对公共服务的研究，萨缪尔森、布坎南、科斯、斯蒂格里茨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我国对公共服务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近年成果也在逐渐增多。由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殊性，我国近年对其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 社会学的研究，首先，着眼于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在数量庞大的村庄中进行有效配置，以增加社会整合（陆学艺2006；古小波，2007；林毅夫，2006）。周飞舟（2006）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乡镇政府由“汲取型政府”转变为“悬浮型政府”。贺雪峰（2007）在调研中发现，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县乡行为的逻辑，县乡政府倾向于在农村事务中不作为。而申端锋（2007）则发现，乡村组织在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既没有成为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由于缺乏对农民的约束手段，而“一事一议”的制度并未形成，农民不出工，导致村庄治理出现了困境（赵晓峰，2007）。陈柏峰（2007）认为取消农业税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从而使得公共服务出现缺失。 其次，在众多的有关农村社会建设的研究中涉及到公共服务。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创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村庄，不仅是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也是农民个体的最终追求。在新农村建设中，资源的供给者是政府，而资源的需求方则是具体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