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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族群治理的政治安排与近代危机 常安+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清代应该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一方面，它是中 国历史上多族群国家延续、定型的关键时期、对我们今天多族群的族群分布、疆域现实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从古代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也是从清末开始的，清末立宪，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 理解为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从古代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一个开端，自然，这样意味着中国这个多族群大国 在族群治理方面的转型之始。 甚至，我们今天如果要反驳一些西方学者和民族分裂分子对中国族群关系和族群治理状况的歪曲和混淆视 听，也有必要回溯清代的民族治理制度和民族关系状况， 例如，所谓的“西藏独立论”，其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 来就是政教合一体制的借口，姑且不论政教合一体制是不是反民主、反现代的一种落后体制，西藏历史上政教合 一体制的最终确立，本身即是当时的中国皇帝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西藏僧俗两界争权不休而制定的。 另外，在清末立宪这一中国二十世纪初期最为重要的政治风潮之中，无论是当时清政府的领导者满洲贵族为 继续维系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而开启的清末立宪运动、还是清末宪政中的平满汉畛域问题，包括为了应对边疆地区 在西方帝国主义者挑唆之下而日益严重的分离危机而进行的边疆多族群地区新政，实际上均是近代中国从王朝向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转变过程呈现，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色彩，虽然由于诸多原因，清末立宪并未实现其多族 群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初衷，但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开端 一、清代族群治理的政治安排 (一)、作为中国中央王朝正朔的“清” 1644年清朝入关后，清统治者首先面临的一个政治理论难题即是其作为少数族群王朝统治中国领域的政治 理论难题，即清是否被民众尤其是内地汉族民众认可为一个统治中国的中央王朝。毕竟，满族以东北少数民族数 百万之众入主中原，入关初期与内地军民又经历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其所秉行的强行剃、易冠等因与汉族传统风 俗文化相悖更是引起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在军事镇压确立其统治地位后如何从政治理论上确立其统治的合法 性便是其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尤其是在满汉冲突严峻、华夷之辨、夷夏大防观念被当时的汉族知识精英所广为 强调之时。当时的清统治者对此的应对则是：淡化华夷之辨，强调其是“仰承天命”、“抚定中华”的中国中央王 朝正朔。 实际上，早在1635年，皇太极即未雨绸缪，改国号为清，称年号为崇德，表明了其觉醒成为中国皇帝，公 然以有天下自期的意向。中国历代的国号，皆有其特殊的意义，与各朝的背景具有密切的关系，就边疆民族王朝 而言，“其国号的演变往往较多曲折，最初多以种族或部族命名，仅在控制汉人地区并建立边境国家或者征服王 朝后，始采用汉式国号，以减低种族色彩，增强政治号召，并赢取中原正统”。o所以，国号作为一种政治符号， 其名称的演变，往往反映国家性质的嬗递，以及统治者内在的政治认同。这其中，“清”有与“明”比美之意， 改元“崇德”也可与崇祯相比，之所以不再采用努尔哈赤所定的“金”之国号，对其本族也禁称“女真(诸申)” 而改为“满洲”，即是避免引起中原汉人的敏感和怀疑，圆也是为了与“明”争夺中原正朔进而将自己纳入中央王 朝的谱系范畴。@ +作者简介：常安，男，(1978～)，陕西榆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中亚法研究所研究 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法史、民族与宪政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亚地区宪法体制变迁研究”(立项号：1IBFX093)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D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页。 国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第536页。 @另外，如郭成康所指出的，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 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 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而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而非摒弃于大中国之外，所以那种认 279 清入关后，首先采取了～系列措施以调整满汉矛盾，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