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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中言词证据调查之研究 ——以法庭中“人”为载体的证言为核心 毛立华李莉 证据可以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两大类。而言词证据的庭审质证离不开其载体——人的 活动，换句话说，离不开人证。在此意义上，本文将言词证据与人证在同等含义上使用。理论上，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各种证据种类都可以对之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人证调 查。最为典型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民事诉讼中的 当事人陈述以及两大诉讼共有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是因各种原因而向法庭提供的口头或书 面固定化的言词证据，因而当然需要运用一定的人证调查方式对其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进行甄 别。即使是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也需要对收集和提供者进行一定的调查。由此可以说，法庭中 言词证据的调查在整个证据的审查判断甚至整个诉讼进行中意义重大，言词证据调查方式民主 化、科学化，对于保障诉讼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希冀透过证言调查 的分析，以点观面，从而对我国诉讼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判断证据有所裨益。 一、两种言词证据调查模式：对抗性与非对抗性 在现代庭审活动中，对人证的调查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机制：一种是审问方式，即由审判裁判 者直接询问；另一种是交叉询问制，即由诉讼当事人从相对的角度对原始人证进行调查。这两种 方式的区别，也可以说是人证调查的非对抗形式与对抗形式的区别。① 由于历史传统与法律观念各异，因而各个国家在人证调查方式上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自己独 具的特色。从整体上进行概括的分类，一般英美法系国家在人证调查上采取交叉询问制，而大陆 法系国家多采取职权审问制。从根本上来说，两种人证调查方式的区别在于裁判者和控辩双方在 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正是庭审活动中裁判者与当事人之间权力配置的不同，才使得法 庭上人证调查活动的运作各具特色。 英美法系的人证调查由于引入了对抗制基础上的交叉询问制，为控辩双方作用的发挥提供了 较大空问，使当事人对有关程序的主导性、控制性较强，裁判者的作用显得相对消极。同时，交叉 询问制度又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精细的规则，来指导、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询问行为，在询问次序、询 问范围、证言导出方式和法庭的适当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规定，以避免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任 意询问误导陪审团(或裁判者)和影响法庭秩序。交叉询问中当事人主体性较强，诉讼民主性体现 的较为直观，因此较之职权审问更能体现出诉讼公正。但交叉询问制度极易在实践中产生一些负 面作用。如当事人可以其广泛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进行纠缠，以迷惑陪审团的正 ①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 ～503—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常视线，导致诉讼进程的拖延。另外，缺乏一定控制的交叉询问也有导致诉讼程序实质不公正的 危险。 大陆法系的职权审问制则与此不同，裁判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依职权进行细致的人证调 查工作，双方当事人的作用仅是裁判者职能作用的补充。在这种十分重视裁判者职能作用发挥的 调查方式下，过多过细的询问规则的设计则显得没有必要了。这种人证调查方式带来的直接好处 是诉讼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它也使诉讼程序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裁判者的角度来看， 职权审问制下的裁判者既要主持庭审活动，又要主动完成对证人证言的审查任务，容易在审理过 程中形成自己先人为主的观念，造成对一方的不自觉的偏袒。另外，裁判者依职权审问的强有力 行使，也使得诉讼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积极性大受压制。裁判者可以就法律允许证实的一切事实， 即使是调查询问中没有指明的事实听取证人证言或者询问证人，虽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加速诉 讼进度，但过于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有失裁判者的中立地位。叙述 式的证言导出方式，完全切断了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当事人必须通过裁判者才能向证 人问话，显示了当事人在证据调查中的被动地位和消极作用，不利于及时揭示证人证言中的不实 或矛盾之处。① 透过人证调查方式规定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交叉询问体现的是以证伪的方式来检验证据， 即只有那些没有被双方当事人所证伪的证言才能为法院所采信。而职权审问制所适用的是裁判 者的自由心证，即将证据真伪的审查判断委诸裁判者的理性、良心。这两种人证调查之方式都各 有其利